亚洲的崛起

Yang Fenggang, Bong Rin Ro & Babu K. Verghese

亚洲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问题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在世界80亿的总人口中，亚洲人口占60%，其中92%的人口分布于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大多数住在亚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平信徒，无论有没有参加过基督教宣教活动，可能都没有对这些比例加以适当的关注。缺少对这些简单事实及其重大社会意义的理解可能有多种原因。虽然只靠这一篇文章无法完全涵盖所有的原因，我们还是愿意邀请读者们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近距离关注一下。

经济增长

亚洲经济的崛起备受关注。日本是第一个工业化的亚洲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日本名义上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三的位置，高于德国，英国和法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二十世纪下半场，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都保持着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并跻身于世界上最富有社会的行列。紧跟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也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方面稳步增长。印度的经济已经达到强国水平。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到2040年，亚洲的GDP则可能会占全球的一半。到2050年，全球的五大经济体将会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

然而，由于内政和国际关系原因，亚洲经济持续增长仍存在着不确定性。事实上，中亚地区正因内部冲突不断还处在困境中，西亚也还陷在几十年的战乱之中。此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差距扩大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最明显的变化是城市化。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城市化增长最快的地方，其中5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区。到2050年，预计世界68%的人口会居住在城市里，这种情况大部分会发生在亚洲。城市数量在增加，城市规模在扩大，一些大都市已经扩展成连接多个城镇的特大城市或大都会。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世界上最大的7个大都市都在亚洲：东京、德里、上海、北京、大阪、孟买和达卡，每个都有超过2000万的居民。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新城市居民，要学会在新的城市环境和多元文化中生活。虽然数亿人仍滞留在农村地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着。与此同时，在大多数的城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大量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

伴随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第二个明显变化，是新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到2020年，根据收入水平，大约有20亿亚洲人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成员。到2030年，这一数字可能增至35亿，占全球中产阶级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到2030年，同等收入水平的美洲中产阶级，预计将仅达到6.89亿。亚洲新中产阶级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战略和国际关系。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员预计会对新技术产生兴趣，并对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采取更包容的态度。

财富范围的高端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以美元计）。亚洲在这些富人和超级富人的排行榜中处于领先地位。自 2010 年左右以来，亚太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比北美或欧洲还要多。¹

亚洲百万富翁的数量预计将从现在的 3000 万户增加一倍，到 2030 年达到 7600 万户。在新加坡，预计会有13.4% 的人口成为百万富翁，而中国和印度的百万富翁数量将会最多。与此同时， “亚洲有超过 950 名亿万富翁，数量超过所有其他地区” 。²除了亿万富翁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百万富翁，他们主要由科技巨头、金融家、全球首席执行官和超级富豪的继承人组成。报告显示，美国亿万富翁数量最多（9,730人），中国第二（2,021人），印度第三（1,132人），其次是英国（968人）、德国（966人）、瑞士（808人）、日本(765)、加拿大 (541)、澳大利亚 (463) 和俄罗斯 (435)。³亿万富翁更有可能在多个国家定居，因为跨国生活是他们财富管理策略的关键。他们是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者。

人口动态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快速城市化，亚洲人口不断流动。大量人口在国内和跨国界迁移。根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流动人口为3.76亿，即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据估计，亚太地区收容了 2400 万国际移民工人，大约有七百万学生在本国之外接受教育。在美国，70%的国际学生来自亚洲。还有 550 万来自亚洲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比如，来自阿富汗和缅甸的，因为战争和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⁴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亚洲侨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将居住国与原籍国联系起来，在当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日益繁荣，死亡率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社会老龄化。 2020年，65岁以上人口最多的前10个国家中有9个在亚洲：中国（1.72亿）、印度（9100万）、日本（3500万）、俄罗斯（2300万）、印度尼西亚（17百万）、巴基斯坦（1000 万）、泰国（900 万）、孟加拉国（800 万）和韩国（800 万）。到 2050 年，亚洲四分之一的人，即约 13 亿人，将超过 60 岁。

随着经济日益繁荣，死亡率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社会老龄化。

亚洲的出生率急剧下降。虽然生育率总和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目前是发达经济体的常态，但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最低，每名妇女仅生育 1.2 个孩子。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是韩国，徘徊在0.7至0. 9左右。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日本紧随其后，2020 年中国的生育率为 1.3。事实上，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大约十分之三的女性永久没有孩子。许多人口统计学家和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对东亚悬而未决的人口危机表示担忧。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社区生活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宗教多元化

亚洲是多个轴心时代文明的发源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宗教起源于西亚，印度教和佛教起源于南亚，儒教和道教起源于东亚，还有广泛传播于亚洲社会的萨满教和民间宗教。亚洲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包括传统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无神论一直是中国、越南和朝鲜的官方意识形态。亚洲的电影、美食以及瑜伽、太极拳和跆拳道训练已在西方流行起来。此外，佛教，特别是在东亚形成或变形的各种传统，在欧洲和北美越来越受到欢迎。业力和轮回已经进入许多西方人的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全球大多数亚洲社会和侨民社区中不断发展。

近年来和不久的将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已经并将更加突出。除了上述人口危机之外，亚洲的崛起也带来了战争风险的增加。二战后国际秩序经历了数十年的和平之后，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导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某些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核威胁和战争。

基督教在东亚的传教事业

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仍在发生变化。过去 50 年来，亚洲在政治冲突、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进步以及亚洲现存宗教的复兴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洲一些国家的教会迅速增长，而其他国家的教会却在衰落。

教会的快速成长

几个亚洲国家教会的迅速发展很是鼓舞人心。

韩国教会

韩国在朝鲜战争（1950-1953 年）期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3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 为 67 美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国家之一，国民生产总值 (GNP) 2022 年为 34,189 美元。在 1885 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有两位美国新教宣教士（霍勒斯·安德伍德和亨利·G·阿彭策尔）抵达仁川港，在此之前，韩国人信仰佛教、儒教和萨满教。然而，韩国教会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面宣教运动带来了教会的快速增长，这从所谓的 “每天六个新教会” 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2017 年，韩国就有了 1,000 万新教徒， 6 万座教堂，还有 580 万罗马天主教徒，占韩国 5,000 万总人口的 11%。⁵

菲利宾教会

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长达 333 年（1565 年至 1898 年）。到 2022 年，天主教人口占 1.1 亿人口的 81% 以上。从 1898 年到 1942 年日本入侵，美国一直对菲律宾实行殖民统治。菲律宾是亚洲基督教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菲律宾新教徒约占总人口的 11-12%。国民生产总值低至 3,460 美元（2021 年），有 1000 万菲律宾人散居海外，其中 100 万生活在中东。

新加坡教会

到2020年，这个拥有570万人口的岛国的基督徒人口占19%。其中63%是新教徒，37%是天主教徒。 2016年，67%的新加坡基督徒是大学毕业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人士。大多数基督徒是华人（74%）；政府对华人基督徒向马来人作见证非常敏感（13%）。五旬节教会和英国圣公会的灵恩运动带来了属灵的复兴和教会的成长。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亚洲最高，达 54,920 美元（2020 年），新加坡基督徒面临物质主义对其信仰的挑战。

香港教会

香港一直受英国殖民统治，直到1997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目前740万人口中，大约15%或更多是基督徒，其中三分之二是新教徒，三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直到最近，众多的教会、教会机构、基督教出版社和神学院一直充当着中国大陆和华人侨民的基督教事工和宣教培训基地。华人世界福音事工协调中心（CCCOWE）与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教会建立了联系，鼓励向海外华人传福音和跨文化宣教。然而，近年来与中国大陆进一步融合的政治变化，使得香港越来越难以继续作为宣教事工的培训基地，这还导致许多人移居国外，包括基督徒。

台湾教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基督教在台湾得到了迅速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始于政治危机，台湾的中华民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失去了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基督教的发展因社会动荡、政治镇压和移民而停滞不前。基督徒人口占总人口2360万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不同传统和社会背景的基督徒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发挥着不同但重要的作用。自1987年解除戒严以来，台湾在宗教、新闻和政治参与方面已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许多传统的和新型的宗教正在蓬勃发展。基督教虽然发展缓慢，但仍在发展。一些灵恩派教会除了自身增长显著以外，还在台湾和环太平洋地区的侨民社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

中国教会

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当时约有100万新教徒和300万天主教徒。在最初的三十年里，所有宗教都受到严厉镇压，包括1966年至1979年间的禁教。在197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开放时代，当局允许五大宗教存在，包括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在改革时代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据党政当局统计，1980年前后，新教徒人数为300万，天主教徒人数为300万。根据PEW研究中心预估，到2010年，新教徒人数会达到5800万，天主教徒人数会达到900万，占总人口的5%。其他一些调研机构预估的更高一些。如果基督徒继续以稳定的速度增长，一二十年后，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将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如果基督徒继续以非常温和的速度增长，一二十年后，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将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2012年以来，在习近平执政的新时期，基督教会受到严厉打压。官方批准的教堂受到更严格的控制；新规定禁止家庭教会；数十名基督教领袖被监禁，其中包括成都秋雨长老会的王怡牧师。⁶ 不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旗下的五万多座教堂，除了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外，仍然开放进行礼拜活动。可能还有更多的家庭教会仍然活跃在小组和网上聚会中。此外，一些家庭教会领袖，还积极动员中国基督徒到海外传福音。至少有数百名来自中国的宣教士，在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非洲工作。

印度尼西亚教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穆斯林人口占其总人口 2.73 亿的 87%。 1965年共产主义政变失败后，苏哈托总统在1965年至1998年期间，根据承认五种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潘卡西拉原则，统治印度尼西亚。根据潘卡西拉的说法，每个印尼人都必须选择一种宗教来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许多人选择了基督教。 1965年，教会经历了一系列奇迹般的事件后，在帝汶岛成长起来； 1990年至1995年间教会的平均增长率为12%。自1998年苏哈托总统下台以来，加上穆斯林基要派对教会迅速发展的强烈反应，政府当局对基督教活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

泰国教会和缅甸教会

泰国和缅甸是两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佛教徒分别占两国总人口的94.5%和80%。 2013年，泰国裔基督徒人数为183,000人（0.3%），来自不同部落群体的基督徒人数为40万人——占部落总人口的42%。缅甸三百万基督徒中，大多数属于九个主要部落民族，包括克伦族、克钦族、掸族、钦族等。他们属于缅甸浸信会，由Adoniram Judson 于 1813 年至 1850 年创立。山地部落是原始的相信万物有灵论者，大多数泰国和缅甸佛教徒都忽视他们，但他们对福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⁷

东亚宣教运动

大使命是给予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亚洲的宣教概念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洛桑运动。

洛桑大会前的亚洲宣教

在20世纪70年代洛桑运动之前，亚洲教会派遣跨文化宣教士到其他国家。 1912年，韩国长老会（KPC）总会差派三位韩国宣教士（朴泰浩、司秉淳、李天英）前往中国山东省。 1921年，又有8名宣教士前往中国，服侍了21年（1937年至1957年）。1949年，KPC的妇女宣教委员会派郑崇元到台湾； 1956年，KPC派遣一对韩国夫妇（Choi Chan-yong和Kim Soon-il）前往泰国。首尔梨花基督教女子大学的基督教学生团契于 1964 年派遣两名毕业生前往巴基斯坦。1968 年，赵大卫牧师创立了韩国国际宣教团 (KIM)，以培训韩国宣教士

亚洲布道大会的兴起

1968年11月，数千名亚洲教会领袖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洛桑国际布道与宣教大会以及亚太福音布道大会。亚洲教会领袖在各自的国家开始了全国性的布道与宣教大会。日本带领人在东京（1974年）、京都（1982年）、盐原（1991年）、冲绳（2000年）和神户（2016年）举行了日本福音传道大会。为了迎接2020年东京国际奥运会，日本教会在2015年制定了2020年日本异象的目标，将教会数量从8,900个（截至2000年）增加到10,000个；日本宣教士人数从510人增加到1000人；日本基督徒人数从543,816人增加到100万。新加坡举办了英国圣公会世界福音大会（1989年）、第四届亚洲浸信会大会（1992年）以及东南亚会议的约书亚计划2000（2000年）。泰国教会举办了泰国2000年异象（Vision 2000 Thai）（1996年），目标是基督徒人数从26万（截至1980年代）增加到60万（以及6,000个教堂）。其他亚洲国家也举办了类似的布道大会。

不断增加的亚洲宣教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亚洲国家派遣了许多宣教士。首先，截至1989年，韩国教会已向87个国家派遣了1,645名韩国宣教士；然而，到 2021 年，分布在 170 个国家的宣教士人数激增至 22,210 名。韩国传教士的总人数估计超过 30,000 人，包括那些未列入官方统计的宣教士。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5,883美元大幅增加到2021年的34,189美元。20世纪90年代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帮助韩国教会派遣了更多的宣教士。 2006年韩国世界宣教大会发起了2020年百万制帐篷为业的宣教士运动（Tent-Making Professional Missionaries Movement），动员整个韩国教会进行世界宣教。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在香港举行了三届宣教中国2030磋商会（2015年）；韩国济州岛（2016）；和泰国清迈（2017）；计划到2030年派遣2万名中国宣教士。为了效仿被差派到中国的两万名西方宣教士，中国基督徒计划到2030年差派两万名中国宣教士。目前从中国大陆派出的宣教士仅有1千名。⁸

《世界行动》（Operation World，2001）报道称，来自 440 个宣教机构的 44,000 名印度宣教士，其中 60% 从事跨文化工作。大多数印度宣教士是从南印度被差派到北印度的绝大多数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他们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超过 440 名印度宣教士在国外宣教。

二十一世纪亚洲经济迅速发展，亚洲教会开始向全球派遣许多跨文化宣教士。

新东亚宣教策略

改变亚洲需要新的宣教策略来完成大使命。从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亚洲教会对宣教和神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本土化”。它促进了各国本土教会摆脱依赖外国宣教组织和人员的殖民心态，强调一些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观。

今天，宣教事工的新焦点是“全球化”，因为随着通讯和交通的巨大发展，世界已经缩小为地球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此，每个国家的教会都必须制定新的宣教策略。亚洲教会已经采用了一些新的宣教策略。

国内跨文化宣教

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有许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在3万名印度宣教士中，60% 以上在印度境内工作。据Operation World报道，缅甸有 3,160 名跨文化宣教士，40 个宣教机构，但其中只有 60 名宣教士在其他国家服侍。斯里兰卡有来自 18 个宣教机构的 717 名宣教士，但其中只有 5 名宣教士在其他 5 个国家服侍。⁹

侨民宣教

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移民到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其中亚洲基督徒移民建立了海外宣教机构，差派跨文化宣教士。韩国世界宣教理事会 (KWMC) 成立于 1988 年，旨在动员伊利诺伊州惠顿学院的葛培理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州阿祖扎太平洋大学的韩裔美国人。北美的华人也成立了几个海外宣教机构，比如：美国加州森尼维尔的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Thomas Wang）；宾夕法尼亚天堂市的Ambassadors for Christ（David Chow）；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尔湾的Global Enrichment Mission Center (Susan Choo)。其他的则在英国成立，例如，伦敦的华人海外基督教传道会（Mary Wong）

有专长的宣教士

大多数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派遣大量宣教士。几个亚洲国家202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次为马来西亚（11,109美元）、泰国（7,066美元）、印度尼西亚（4,332美元）、菲律宾（3,460美元）和印度（2,256美元）。因此，需要差派以“搭帐篷” 为生的宣教士策略，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专长在宣教领域养活自己。

服侍各国的外国居民

每个国家都居住着一些国际学生、商人、外交居民和国外游客，这些人实质上就是送到家门口来的宣教禾场。因此，国内教会必须想办法向这些外国人传福音。例如，许多韩国教会开始为来自缅甸、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工人和学生提供外语服务。

东亚的挑战

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

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年轻人在完成大学教育后要么离开教会，要么对教会生活变得冷淡。世俗教育和唯物主义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弱化了他们对基督教宣教的兴趣。

宗教逼迫

二十一世纪，三大反基督教势力对基督教的迫害急剧增加：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印度教。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基督徒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迫害。巴基斯坦的亵渎法认为亵渎伊斯兰教甚至可判处死刑。在马来西亚，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禁止触摸他人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位。印尼对教会的限制也与日俱增。中国对家庭教会的迫害更是有增无减。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教邦，激进的印度教徒不断袭击该地区的基督徒。

灵性复兴的必要性

大使命的任务涉及属灵争战。亚洲教会，特别是其领导层，需要更新其属灵生活。洛桑第四次大会可以极大地激励亚洲教会去积极参与到耶稣基督大使命的行动中，并制定适合自己的、更具体的新宣教策略。

印度的崛起和讽刺

到2050年，印度的GDP预计将增长至30万亿美元。然而，印度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却颇具讽刺意味。它的增长是一个“泡沫” ，因为现实并不繁荣。

二十世纪，三大反基督教势力对基督教的迫害急剧增加：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印度教。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到2050年，印度人口预计将增至16.6亿。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有食物、有住所、有衣服，并且有尊严、自由和基本人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银行 2022 年进行的研究，青少年（15 至 29 岁）占印度总人口 14 亿的 27.2%。到 2050 年，五分之一的印度人将是需要接受护理的老年人。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印度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但超过 90% 的财富由约 10% 的人口拥有。富人一天天变得更富，穷人一天天变得更穷。

在2022年全球饥饿指数中，印度在121个国家中排名第107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OPHI）发布的2022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显示，2020年印度贫困人口数量为全球之最（2.289亿）。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有177万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单身男性、女性、母亲、老年人和残疾人。

就医疗保健质量而言，每1万名印度人只有5张病床。《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 167 个国家中，印度的医院床位供应量排名第 155 位。截至 2017 年，大约每 1.34 名医生需要照顾1,000名印度公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近在 2023 年的报告，印度的婴儿死亡率位居世界第二。在生活质量方面，印度是最不幸福的国家之一，在 15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26 位。根据国家犯罪记录局 (NCRB) 的数据，仅 2021 年就有 16.4万人自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截至 2019 年，印度的自杀率在全球排名第 41 位。

2011年，全国识字率估计为74%。然而，真正的功能性识字率仅为30%至40%。印度是世界上文盲最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估计有 2680万残疾人。

印度有766个区和64万个村庄。然而，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些城市地区缺乏基础设施。城市化也给传福音带来了挑战。毒品、酗酒、家庭暴力和人口贩卖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随着通货膨胀的飙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富差距，印度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饥荒的国家。由于失业率上升，大量人口可能死于饥饿。一些金融机构、银行和商业公司破产，投资者损失惨重。外汇储备正在减少，生产也在减少。

由于印度金融不稳定以及对某些种族的暴力行为，外国投资者不愿在印度投资。谎言和恐惧盛行。富有的少数人剥削和压迫贫穷的大多数人，通过金钱和媒体控制政府以配合他们的右翼议程。基督徒是印度最受迫害的群体之一。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不利于大使命的实施。

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印度投资，因为该国的金融不稳定，还有针对某些种族的暴力倾向。谎言和恐惧占上风。富裕的少数人剥削和压迫贫穷的多数人，通过金钱和媒体控制政府，以满足他们的右翼议程。基督徒是印度最受迫害的群体之一。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不利于大使命的实现。

印度的基督教宣教

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不断发展中。将印度这个名字写入圣经的上帝（以斯帖记 1:1, 8:9）正在注视着她。生活在亚洲次大陆的14.1亿灵魂对他来说是宝贵的。

要了解印度的崛起以及大使命在该国的影响，需要讨论三个问题：宣教士和信徒在印度面临哪些挑战？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我们是否看到任何传福音的机会，哪怕是由这些挑战中产生的福音机会？有哪些战略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动大使命在这个国家的影响

挑战

为了在这片充满艰辛的土地上遵循大使命，信徒必须装备自己，以勇气和确信来面对挑战，并怀着期盼和忍耐的心（提摩太后书3章）。

重新设计大使命计划是我们最大的需要。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当今印度传福音面临的外部和内部挑战。

外部挑战包括:

宗教迫害和世俗化加剧;
宗教基要派和民族主义;
种性竞争和社会耻辱;
贫困和文盲;
人口爆炸;
移民和人口变化;
全球化和城市化;
政治腐败和缺乏透明度;
文化冲突和多元主义.

内部挑战包括:

对大使命缺乏异象；
领导层在激励和挑战信徒赢得灵魂方面失败；
在分享福音时要么自满，要么羞愧；
缺乏系统性规划来帮助未得之民；
会众内部争吵、不团结；
缺乏问责和管理；
缺乏赋予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传播福音的权力；
缺乏工人、播种者和收割者；
财务资源有限；
缺乏对失丧灵魂的悲悯；
对神的话语和世界缺乏正确的理解；
缺乏传福音和门徒培训；
缺乏传福音的工具，例如足够的圣经。

逼迫

印度对基督徒的逼迫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右翼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要把印度变成印度教国家，因此对基督徒的迫害越发变本加厉。

从历史上看，印度的基督教是在鲜血中诞生的，第一位福音使者，圣托马斯在两千多年前就殉道了。即使在今天，逼迫仍然是基督徒在印度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目前，宗教、政治和仇恨的混合体状态正在将国家推向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安定和流血事件频发的地步。少数州政府颁布的反皈依法案，强化了反基督教团体恐怖分子逼迫基督徒的力量。 1998年，在古吉拉特邦的Dang区，数百座教堂被烧毁，信徒遭到残酷袭击。这最终导致澳大利亚宣教士格雷厄姆·斯坦斯（Graham Staines，54岁）和他的两个儿子菲利普（Philip，11岁）和蒂莫西（Timothy，6岁）于 1999 年 1 月 23 日在奥里萨邦的Manoharpur被谋杀致死.¹⁰

自 2008 年 8 月起，反基督教暴力席卷了奥里萨邦坎达马县的丛林，再次震惊了世界。教堂被烧毁，基督徒被赶走，他们的房屋被掠夺和焚烧。记者安托·阿卡拉（Anto Akkara）撰写了四本关于Kandhamal大屠杀的书籍，并制作了三部纪录片，他透露： “超过300座教堂和近6,000所基督教房屋化为灰烬或被毁，使超过56,000人成为丛林地区的难民……” 。然而基督教信仰在灰烬中脱颖而出。虽然有 100 多名基督徒因其信仰而成为殉道者，但仍有数百人虽然因拒绝放弃信仰而遭受了残酷折磨，但是幸免于难。”自2014年以来，印度基督徒遭受逼迫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法西斯右翼思想家在印度有组织的恶毒仇恨运动中纵火、抢劫、折磨和杀害基督徒，正在演变成对基督徒的宗教和种族大屠杀。 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在切蒂斯格尔的伯斯德尔县，约33个村庄遭受连续袭击，导致约1000名基督徒背井离乡。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受到威胁，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皈依 “多数人的宗教” 。如果拒绝，他们就得离开家园，否则将面临可怕的后果，甚至死亡。¹¹

印度的基督徒会在三个方面受到攻击：身体上、精神上和经济上。他们遭受身体折磨，不被允许在自己的农场或别人的农场工作。店主受到威胁，不得出售杂货或向基督徒提供政府口粮。他们甚至不被允许从公共井里取水。

在印度北部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数百名牧师和信徒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并在监狱里度过数月之久。自 2023 年 5 月 4 日起，在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数百座基督教房屋、教堂和圣经学校被毁。对于被杀或流离失所的信徒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成千上万的曼尼普尔基督徒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印度针对少数群体的暴力和流血事件使得国际利益攸关方不愿在印度投资，这主要是因为自由和正义的民主和世俗价值观受到侵蚀。

机会: 蒙福的少数人

基督徒在印度虽占少数，但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却是惊人的。大使命的仆人继续以各种方式做工，努力祝福并使印度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语言学上讲，印度是一个“语言巴别塔”，有1652种母语，其中大多数没有现代文字。多年来，圣经翻译者们投入了的毕生精力，为200多种印度本土语言创造了现代文字。目前，另外180多种印度语言的现代化正在进行中。基督教宣教士在印度各个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文学、扫盲、语言学、印刷出版、新闻业、农业和园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设施建设、奴隶和贱民的解放。基督教宣教士致力于赋予印度儿童和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的权力，并引入现代健康教育和医疗保健。为使印度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基督徒们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投入了生命。例如，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于1793年去了印度，在那里生活了42年，在此期间他发展了41种印度语言，并给印度带来了23种新的有益的现代物品。

就其规模而言，今天印度的基督教团体微乎其微。没有确切的数字。最新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14.1亿人口中约有2.7%是基督徒。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声称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超过17%，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他们利用这种高预估来为他们对基督徒进行宗教和种族清洗的愿望辩护。

大使命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我们得救是为了拯救别人。正如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做一个传道人的工作. . .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因此，有效执行大使命的呼吁可以是“十字架:生活与分享”。这就是印度所需要的:永远不要淡化十字架，永远不要淡化福音信息，就像“印度之父”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曾对宣教士E. Stanley Jones说的那样。当Jones问甘地:“作为印度的印度教领袖之一，你认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做才能使基督在印度被接纳?” Jones写道，“甘地非常明确地回答说:‘首先，我建议你们所有的基督徒和宣教士，必须开始活得更像耶稣基督。第二，践行你的宗教信仰，不要复杂或淡化它。第三，强调爱并使它成为你做工的力量，因为爱是基督教的核心。第四，更富有同情心地研究非基督教，以发现其内在的美好，以便对人们更加富有同情心。

最新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14.1亿人口中约有2.7%是基督徒

为了有效地执行大使命，会众领袖必须带好头。对失丧灵魂的热情是成为领袖的首要条件。每个教会都应该开展系统化传福音的教导和培训。要成为卓有成效的灵魂赢家，每个领袖都应效法耶稣。耶稣基督在怜悯、勇气、信心、指导、沟通、关怀、信念、清晰和魅力方面都是基督徒最好的榜样。

除了个人代祷之外，大规模的全国性祷告网络也会坚固基督的肢体。大使命的第一步是祷告。同时，圣经，神的话语，需要成为我们所有信仰和行为的中心。我们需要寻求、顺服、储存、传播神的话语，并通过神的话语成圣。每个印度公民都有权得到一本《圣经》。这是大使命最大的挑战。

“去”是策略性的大使命命令。这是每一个基督门徒的使命。给所有人的好消息“每人传一个”可以作为完成大使命的另一个呼吁。让我们委身在我们的社区、工作场所和集市上系统地分享基督。邀请朋友到家里喝茶聊天。持守个人的圣洁并与他人和谐相处。每个教会和圣经学院都应该训练解经者和传福音的人。将福音的好消息传递给全球庞大的印度侨民，应该成为另一个革命性的举措。

总结这一分析，葛培理对大使命未来的看法是恰当的:“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仅靠策略是不够的。神最需要的是，男人和女人要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来回应耶稣提出的挑战，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0:21)

基督徒要记住，没有反对就没有机会，没有警惕就没有胜利，没有争战就没有得胜。我们的神圣呼召是为主而活、爱主、工作，直到他再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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