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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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区

David Fernández Caballero, Calida Chu & Peter Phillips

数字社区成为社会单位

自疫情之前,数字媒体已经融入全球人们的日常活动。感谢科技的进步,身体距离不能阻挡我们与朋友、家人、同事和教会团体之间保持联系。 不管是否意识到,我们都已经是某种数字社区的成员了。

本文中的术语“数字社区”被定义为主要通过数字设备或数字媒体进行互动的社区,当然,这些社区也具有由数字通信培育和促进的面对面互动。我们认识到现有数字社区正在蓬勃发展,例如,Zoom 在线服务、各种团契小组、Facebook 查经班以及视频游戏社区,这些社区都可以与耶稣及其跟随者建立友谊和关系。1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盛行的两极分化和选区划分严重分裂了数字社区。2 根据社交媒体大数据算法,大多数用户倾向于与那些具有相似政治、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待在同一个社交圈。由于圈儿外缺乏互动,甚至会加剧人们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厌恶和仇恨。这种现象引发出一个问题:基督教团体如何与人建立友谊和促进关系,而不是因为差异与人断绝关系?当然,自古以来,基督徒在宗教世界中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儿”。

尽管如此,从现在到 2050 年,我们预测数字社区将成为人类交流的主要社会单位。对于很多在数字环境中长大的数字原住民来说,使用iPad消磨时间、在Snapchat上发送消息、在TikTok上徜徉是他们的日常活动。尽管神学界有时会质疑数字化参与的不如线下参与的体验真实,3 但这种交流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教会)已经难以避免了。因此,当人们谈论邻舍之爱(马太福音22:39)时,邻舍的含义不仅指地理的距离上很近的人,还指我们经常在网上遇到的人。我们的邻舍不再是我们身边近处的人,而是更远处的人,但是,感谢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它扩大了我们的社交网络,使我们可以通过即时信息的更新去了解邻舍的欢乐与痛苦。

不管是否意识到,我们都已经是某种数字社区的成员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使用了 “想象的社区”一词来讨论媒体产生的归属感。4 2020 年代,数字媒体加速了此类想象社区的形成,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在某些方面,数字社区不能被归类为“想象的”或“虚拟的”,因为数字社区的组成部分就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尽管如此,线下实体社区在未来几年仍将存在,哪怕这些社区内也得高度依赖数字设备和媒体。当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使用社交网络服务 (SNS) 与站在他们面前的同龄人进行交流。某些社区内部成员间彼此的依赖和归属感不再是仅仅由面对面的互动来决定了,而是由在线互动来决定。有些人甚至会认为,一部分线上和一部分线下相结合的主日礼拜形式,将是教会未来周日礼拜甚至是传福音的方式。5

数字社区对世界、教会和大使命的影响

在参与数字社区时,传达信息的媒介与信息本身同样重要。6 因此,人们在数字社区内外的沟通方式将受到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设备的影响。换句话说,人的思想行为怎样在数字领域表达出来将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进行顺畅的沟通,得由数字技术决定。

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创建数字设备和数字媒体,从而间接影响数字社区的形成。 近年来,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对数字设备/媒体如何影响知识生产持谨慎态度,这可能会边缘化数字领域的某些群体。由于社交媒体算法中无意识的偏见,少数族裔的声音可能不会出现在搜索引擎中的首选位置。7  因此,数字社区如何把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使人分开,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话题。所以,在产品开发和技术行业中,装备基督的跟随者,应该是那些有志为神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的基督教领袖的首要任务。这不仅可以防止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做出有害于人类或非人类的举动,还可以帮助依赖技术的公司建立一个促进社会繁荣的组织模式。

对数字社区中物质主义水平的关注将影响人们在这些社区中彼此互动的频率。换句话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数字世界中的交流不太真实,因为他们不是与实际存在于他们面前的人互动。这种类型的社交焦虑是经过验证了的,就是有人会发表敌对的评论是因为他们无法在数字空间中看到他人的实际情况。不过,这种担心只是针对不友好的评论而不是媒体本身。换句话说,为了有效地解决网络攻击行为,最好教育所有人使用这样的媒体态度:虽然我们不会在数字社区中遇到真正的人,也要营造彼此尊重、慷慨和友善的数字社区。

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创建数字设备和数字媒体,从而间接影响数字社区的形成。

数字社区的兴起还意味着从现在到 2050 年,教会将需要培训自己的牧者,去牧养教会内外的数字社区。这种培训不仅要涉及到使用技术的技能,还涉及与数字社区中的人们互动的礼仪和语言。例如,对于那些主要通过面对面或印刷材料进行交流的人来说,可能对网络中的俚语和表情符号不熟悉。尽管如此,培训本身并不是要取代面对面的交流;事实上,未来的教牧事工应该同时发展线下的和数字社交的技能,这样,当我们服务的某些群体由于残疾或任何其他个人问题而更喜欢线下交流时,我们可以自如地培养面对面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拒绝线下活动。

这也引发了我们如何理解数字世界中的教会学的问题。疫情期间,海蒂·坎贝尔等世界各地学者编辑了《数字教会学》一书,将一切事物都迁移到线上进行链接。8 2023年,大多数国家放松了隔离,教会活动全部重新在线上和线下进行。但这确实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使徒行传 2章中所描述的信徒同心合一的生活画面是否可以在数字世界中实现? 这就需要基督徒领袖和技术人员共同发挥想象力,一起设想一种沉浸在数字技术世界中的教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管控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对宗教活动有很多的限制,这给执行大使命带来很多挑战。以中国为例,自 2022 年 3 月起实施了媒体法,为要避免包括宗教活动在内的恐怖主义。9 在某些方面,教会社区在实体和数字方面都受到限制。然而,这并不影响基督徒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的坚韧性。中国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基督徒——至少占其人口的 7%,即 1.06 亿人。10 

另外一个影响世界、教会和大使命的因素是人工智能在日常沟通,特别是传福音中的应用程度。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创造了很多便利,加速了信息的流通。然而,在后 COVID-19 世界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实施机器人布道呢?疫情期间,人们谈论机器人牧师协助教会活动正常进行,帮助会众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11  但基督徒对机器人的人格,以及机器人能提供的帮助宣教使命的信息的理解,仍处于形成阶段。虽然目前没有人认为机器人与人类等同,因为它们在人格和信息准确性方面不能等同,但是到了 2050 年代,人工智能技术会更加先进,到时候它们是否会成为“我们”,就很难说了。另外,它还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是否应该作为“我们”而被纳入数字社区,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英国第四频道电视网络有一个探索这些主题的系列节目叫“人类”,至今仍可在网上观看。12 

大使命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能够在不受地理限制的情况下接触到未接触过的人,但我们认为,由于某些网络或社会群体中的不公正划分,当数字社区成为社交互动的主导群体时,很可能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或社会孤立问题。由于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个社会群体,而无需过多干预他人的生活,这可能会导致“蛰居”(日语中一种严重的社会退缩现象)的兴起,这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并产生心理健康问题。13  由于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未来的迫切需要之一将是接触那些可能脱离社区或整个社会的人。这种问题本身与数字时代之前并没有完全不同,只是,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技术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数字时代需要结合线上和线下的社交技能,还要发挥心理辅导技能,去帮助人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这就需要基督徒领袖和技术人员共同发挥想象力,一起设想一种沉浸在数字技术世界中的教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当我们在数字社区执行大使命的时候,还有一个挑战是教会在事工中,怎样在遵守道德标准的情况下使用数字设备/媒体,这也包括人工智能和平台的类型。在基督教圈子里,牧者领袖们担心ChatGPT这样的东西会成为知识消费的主要平台。然而,正如贾森·沃森 (Jason Watson) 正确指出的那样:“灵性的塑造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消费有关福音的内容,而是有意让福音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4虽然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进步对人类构成威胁,但我们知道,在每个基督徒的生活中,信靠神的供应将一如既往得重要,因为神的带领不能简单地被信息时代所取代。

在这一点上,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在 2050 年之前教导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技术,并共同携手走过这段旅程,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们在数字化环境中的互动,以及我们对数字媒体/设备的选择(脱离),都是基于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旨意而达成的。

东南亚 Indigitious 团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关于一个精通技术的领导团队如何使用数字媒体宣教,和启发基督徒回应如何在当地环境中荣耀神的例子。正如其联合创始人 Simon Seow 说的那样:“如果神将数字写入你的故事,那么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你必须发现这个目的,并用它来荣耀神。” 15  教会,包括教牧领袖和所有信徒,都应该成为神的见证人,见证神的道,这道透过耶稣基督而变得鲜活有能力,这道也在基督跟随者的生活中彰显出来,而基督跟随者,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是在实体社区还是数字社区,都应该在自己生活的各个层面彰显神的形象。

参考资源

  • Campbell, Heidi A的《数字教会学》:全球对话。德克萨斯州大学城:数字宗教出版物,2020 年。
  • Kurlberg, Jonas, Nam Vo和 Sara Afshari的“洛桑临时论文:数字时代的教会” 。洛桑运动,2023 年 6 月 1 日访问。https://lausanne.org/content/lop/lausanne-occasional-paper-being-church-in-a-digital-age。
  • Phillips, Peter M的《论数字存在》。Crucible. 2023 年 2 月。

尾注

  1. 视频游戏部,2023 年 5 月 22 日访问,https://videogameministries.com/。
  2. 卡尔·T·伯格斯特罗姆和约瑟夫·B·巴克-科尔曼的 “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不公正扭曲集体决策” ,《自然》杂志(2019 年 9 月 4 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2562-z。
  3. Peter M. Phillips的 “论数字存在” ,克鲁斯堡,2023 年 2 月。
  4. Benedict R. Anderson的《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反思(伦敦:Verso,2006)。
  5. Peter M. Phillips,《混合教会:融合线上和线下社区》(剑桥:Grove Books,2020 年)。
  6.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体:人类的延伸》(伯克利:Gingko Press,2013 年)。
  7. Calida Chu的 “去殖民化/再殖民化?:后 Covid-19 世界的数字神学” ,GoNeDigital 会议,在线,全球数字神学网络,2021 年 7 月 14-16 日。
  8. Heidi A. Campbell,《数字教会学:全球对话》(大学站:数字宗教出版物,2020 年)。
  9. Sean Cheng, “中国的新规定真的能阻止互联网传福音吗?” ,《今日基督教》,2022 年 3 月 3 日,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2/march-web-only/internet-regulations- china-evangelism.html。
  10. Gina A. Zurlo,《全球基督教: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的世界最大宗教指南》(大急流城:Zondervan 学术出版社,2022 年),86。
  11. Sofia Bettiza,“上帝与机器人:人工智能会改变宗教吗?”BBC 新闻,2021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bbc.co.uk/news/av/technology-58983047。
  12. 第 4 频道,“人类”,2023 年 8 月 15 日访问,https://www.channel4.com/programmes/ humans。
  13. Roseline Yong 和 Kyoko Nomura, “最影响蛰居族的人际关系问题和自杀风险:全国横断面研究的二次分析” ,精神病学前沿 10 (2019):247。
  14. Jason Watson的 “ChatGPT 可以培养门徒吗?” 根据人工智能重新思考福音派门徒训练” ,洛桑运动,2023 年 2 月 9 日,https://lausanne.org/about/blog/could-chatgpt-make-disciples。
  15. 本土的, “如果上帝将数字写入你的故事” ,Instagram,2020 年 11 月 5 日,https://www.instagram.com/p/CHM1YV8jX6C/?igshid=MzRlODBiNWFlZA==。

作者简介

David Fernández Caballero

David Fernández Caballero 拥有丰富的经验和高度创新的数字环境实施经验。 David 是 Virtual Fairs、Mi Aula Empresarial、Connecta Negocios 等平台的创始合伙人,业务遍及拉丁美洲 40 多个国家。

Calida Chu

Dr Calida Chu, 博士在香港出生和长大,是诺丁汉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宗教社会学助理教授。她曾在爱丁堡大学神学院担任教员,并于 2020 年在该机构获得世界基督教博士学位,并于 1997 年发表了有关香港公共神学的论文。她拥有爱丁堡大学社会学艺术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富勒神学院道学硕士。

Peter Phillips

Rev Dr Peter Phillips 牧师、博士目前是伦敦司布真学院数字神学硕士项目主任和神学导师、Premier Christian Media 数字神学主管以及杜伦大学神学和宗教系荣誉研究员。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数字文化对神学和当代宗教实践的影响。他还担任伦敦附近泰晤士河谷巡回区的卫理公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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