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的教会形态
想象一下，我们正处于1974年，第一次洛桑会议正在进行中，有人突然发问：科技在2023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能够预料到我们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科技高速发展，将我们跨越时间和距离连接在一起，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促进彼此了解。谁又能够预测到我们在2050年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观点：人类的创造力和创造万事万物的驱动力来源于“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
《洛桑大使命报告》系列涵盖了几篇探讨数字时代下的牧师职责的文章。我们对这份报告的贡献是一篇有关教会学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教会在敬拜与团契中使用数字科技的反思。这些反思是具有前瞻性的，它们能够帮助教会更好地适应可能到来的未来世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预测哪些科学创新会变成现实，还要考虑社会政治对科技使用和用户适应性的影响。我们能做到的便是通过探索现存的数字教会形态和为他们提供试验性的建议，用以规范化必不可少的神学反思。因此，当我们带着福音的希望向前迈步，而新的时代也在教会站稳脚跟时，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使用数字科技可能带来的挑战、优势和限制。
科学技术的基本前提
在本文的开始，我们需要强调几个基本前提。首先，基督教创造论表明了对科技发展的正向肯定。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观点：人类的创造力和创造万事万物的驱动力来源于“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这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事物的能力是一种映射造物主的本质的本能。如果科技是一种帮助人类延展（部分）自身能力的工具，那上帝邀请亚当为动物命名（创世纪 2:·19）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早期人类协同创造和科学创新（创造语言）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在圣经故事中起到绝对正向的作用。即使是在《创世纪》的早期章节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的现实。一方面，以方舟形态问世的人造技术为在大洪水中拯救人的上帝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而在另一方面，一座塔从此成为了人类傲慢和贪婪的象征。
其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科技视作功利主义的工具，而应该看到那些可以通过科技达到的不同目的。我们通过科技重塑和翻新这个世界，从而产生全新的人类文化和环境。因此，当我们聚集敬拜时，科技以微妙的形式塑造着我们敬拜的方式和体验。举例来说，一些新教传统正涌现出一种“简化”敬拜的趋势，在大势所趋下，有可能分散敬拜者注意力的装饰品和物件被全部移除。然而，不论我们敬拜的环境是清苦简陋，还是富丽堂皇，使用这两种科技的环境虽各不相同，却都为教徒们的敬拜体验带去了各自的影响。它们通过相互交流自身携带的不同象征意义，强化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神学观。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当我们通过数字平台敬拜时，我们究竟创造了怎样的礼拜空间。
数字化教会的分类
为了保持对教会本质和教会使命的忠诚，教会适应数字科技带来的影响和对神学问题的反思都是极为重要的。约翰·戴尔提出的数字教会五重分类学为这个领域带去了不小的贡献。首先，它强调了数字通讯技术所包含的各方各面，以及它们的用法和影响的差异。其次，它强调了教会在运用这些技术的同时该如何回归教会传统和神学前景。以下段落详细解释了五种不同类型的数字化教会：
- 线上教会指的是运用网站、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渠道和管理软件有效促进沟通和组织的教会形式。
- 直播教会遵循广播电视的运行原理，通过数字平台转播传教活动，但教徒们参与活动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 互动型教会则运用视频会议进行传教活动，这种形式的教会鼓励活动发起者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参与者们之间的沟通。
- 混合型教会指的是接受教徒们通过线下敬拜或线上直播任何形式参与传教活动的教会形式。
- 虚拟现实教会指的是教徒们通过虚拟形象加入线上直播，进入沉浸式数字空间与他人互动。
当然，一个教会可能会同时覆盖上述的几种情况。许多地方教会都会通过社交媒体宣传或是电子邮件的形式和教徒们进行沟通，有的也会用直播的形式进行传教活动。此外，线上线下的集会和社区建设之间的关联日渐紧密。地方教会运用数字科技补足或提升传教活动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举个例子，数字化沟通被用来促进交流和组织线下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很多教会在强调线下礼拜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会善用数字化科技作为周中联络工具。WhatsApp群组就成为了一种组织敬拜的途径，Zoom也为工作和家庭生活繁忙的人提供了组织小型团契的平台。
影响科技适应性的因素
不同类型的数字教会体现了不同的教会学观念。结构等级更为分明的教会通常会采用转播的形式进行传教活动。在这种形式的传教中，摄像头通常会聚焦在牧师身上，而牧师被视作上帝和人们的中间人。一些更注重圣礼的教会看似很适合线上教会的形式，实际上，由于他们十分重视礼拜时的物理位置，他们拒绝在线直播传教活动。低教会派的福音教会通常会运用科技邀请教徒们的参与，因此他们会更努力地打造互动式教会。大多数福音教会认为教徒们以耶稣之名聚集在一起，这才构成了教会的本质。因此，通过集会进行社区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对很多教会来说虚拟现实的形式着实是有些超前了。迄今为止，虚拟现实教会仍是边缘化的现象。虚拟现实教会的支持者通常会强调这种形式提供的传教机会，以及向那些不常去线下教堂的人传播福音的可能性。
实用性自然也需要在考量范围为。当教会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许多教会都转变为混合型教堂，试图满足无法参与线下礼拜的教徒们的需求。也有一些教会在经受过疫情时期重压后，完全放弃了直播的形式以减轻负担。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教会传教形式的选择，比如会众的人口数据统计。资源和专业知识储备程度也影响着当地教会采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有关教会是否该采用数字化科技的探讨不仅需要神学智慧，也需要对实用性的考量。
正如上文所说，教会对科技的运用建立在多个因素之上，这些因素决定了数字化教会的不同形态。我们需要持续协商，更好地理解数字领域能为我们带来的优势，以及他们有可能无法完美诠释地神学和圣经真理。
因此，本文的余下部分将着重探讨运用数字化工具可能面对的挑战、优势和限制性。
挑战
一部分挑战来源于我们对未来几十年发展方向的不明确。如今，人们广泛探讨人工智能以及它可能引领我们走向的未知方向。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发展成拥有独立“思想”的实体呢？它是否会为我们带来开放科学技术的许可，让一切成为可能，而我们又是否会谨慎思考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或者说它限制了我们什么呢？人工智能为社会进程带来便捷的时候也引发人们思考：他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将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好（正如《创世纪》第1章呼唤我们以功能性为目的征服地球那样）？尽管科技为教会带去了许多，我们是否能明智地管理它所提供的资源？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思考科技带来的优势和局限性。
另一个挑战和这种媒介如何处理信息有关。科技是双向和互动性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发布信息的同时，信息也会以响应性的形式继续传播。信息不是以整体的形式，而往往是通过散碎的片段传播的。它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审查，真实信息和错误信息因而混杂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耗费精力去思考我们应该将哪些信息理解成真实信息，而哪些信息又以脱离现实的方式误导了我们。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像是以任意顺序排列组合的要点，并非一个结构完整的大纲，这也就说明我们需要以与接受纸媒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处理数字信息。出于处理信息方式的不同，我们传递、教授和宣讲的方式能够确保习惯于以单一形式处理信息的人完全理解圣经的内容吗？
最后一个挑战涉及到谁有发言权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资源分布不平衡，致使一些需要发声的人被排除在拥有发言权的群体之外。这就意味着在决定谁拥有发言权的场合应该更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我们需要确保对那些需要发声的人们开放发言的机会。数字世界可以消除这种不平等，而四散各处的教会也得以“相聚”。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每个人是否都有机会发声，且是否拥有参与到最终对话的途径。这种情况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就是资源匮乏的人群通常不会被听见，进而被边缘化。这种现象极有可能会持续存在，并且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严峻，因为对资源的掌握决定着人们是否能够接触到科技。我们需要更具有导向性的举措去解决这个问题。
优势
科技的一大优势是它帮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这种关系的建立跨越距离和文化差异。教会得以用新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联系上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并有效传递大量的信息。
科技的一大优势是它帮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这种关系的建立跨越距离和文化差异。
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于信息不仅仅通过口述传播，也流经视觉。这就意味着存在视觉信息被恶意操纵，使虚假信息看上去逼真的可能性。由权威阶层掌控信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到各种过去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的信息，我们得以听到来自所有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也有可能仍以孤岛的形式存在着，尽管它们在为同一个目标发声。那教会要怎么处理这种信息向各个方向和时区四散而去的情况呢？正如尼尔·博斯曼在他的著作《科技霸权》中所说，科技改变了一切。就像罗马的道路系统将整个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为确保福音更顺利地传播，科技也打通了心灵和思想的路径。但由于科技以各种形式来到我们身边，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不仅仅是适应科技的方法，更是对科技的反思。约书亚计划预测所有人将会在2035年拥有互联网访问权限。大部分新用户将来自鲜少接触到福音曝光的地区。再加上被灌输虚假信息的可能性，我们该如何监察互联网开放权限呢？或者说，它是否能被我们监察呢？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教会活动的形式和人们对线下聚集的感受直观了解到科技的影响。新冠疫情让很多教会选择线上直播和线下集会的形式举行传教活动，这加速了科技进入教会的进程。人们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方式，也可以两种方式混搭着参与活动。然而，有关“什么方法是可行的”和“什么方法又是最好的”的探讨仍在继续。那些认为数字科技选项会消失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因此需要探讨哪种方法是最合适和最必要的。这就需要考虑到如何将教义通过一个文化引入另一个地区的文化，并且清楚地意识到哪些内容反映了一个文化的内核而对另一个文化有害。
局限性
科技运用最主要的限制在上文中已经提及。首先，信息的流通实在是过于开放，以至于我们难以分辨哪些信息是准确的，哪些又缺乏准确性。其次，科技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会取代什么在很多领域里仍旧是不明确的。尽管教会已经接受了科技形式的文化发展，并将它们活用为福音传播的工具，但如果他们想要以更实际的方式推进福音传播，教会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明辨是非，准确地了解科技领域的实事、正在发展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背后的意义。缺乏反思的创新是适得其反的。然而，在这个各种社会群体都不惜一切手段影响人们的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时代下，一味忽略科技创新这个选项只会让教会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如何在科技带来的关联下建立真正的社区也是一个被许多人视为科技局限性的挑战。然而，随着科技运作方式的深度和能力不断发展，其中一些挑战不再是问题。过去的有线电话接受不到视觉信息，而我们现在使用的iPhone能够以视觉的形式和传教士、事工伙伴、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络，这种差异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明显的。但对这种技术的扩展还有待观察。很多人已经可以和我们从未在现实中相遇过的人和组织建立友谊和联系。是科技将它变为可能，而科技的能力范围只会不断扩展。在家工作和在位于另一个城市的办公室工作的巨大区别也只是其中一个表现形式而已。很多年前看来不可能的事都在变得司空见惯。谁知道未来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总结
回顾我们的来路，我们会发现挑战、优势和局限性并非独立清晰的存在，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相互作用的。它们形成的组合会如何发展，结果又会是什么，需要持续性反思那些指导明智使用和实施科技的原则。其中一些原则包括：
- 关注通过科技手段传递的信息的准确性；
- 如何运用科技以有意义的方式构建社区；
- 拥有选择科技的意识，以及各类媒介是如何塑造用户对优劣势的判断的；
- 我们的教会和组织是如何接触到有可能被忽视的群体的；
- 我们如何保持对跨文化动势问题的敏锐，明辨那些声音可以为传教使命和整个教会中做出贡献的声音。
或许，最大的挑战是跟上数字领域开放性和高速发展的步伐。这也就意味着信息科技人员不仅仅要是数字技术专家，还要是能够熟悉这些媒介本身的人。牧师和教会领袖也需要对这些问题有所认知，因为科技决策在地方和教派层面都会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需要留意能为我们提供最好和最差的信息的平台。最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程度的数字科技意识，这样我们就能充分利用科技的优势，尽力解决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