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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世界宣教运动

Uchenna D. Anyanwu, Cristian Castro & David Ro

介绍

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这些非西方国家的主体世界，教会呈爆炸式增长。以前被称为宣教地的地方已经派出了新的宣教力量。卡斯特罗·克里斯蒂安（Castro Cristian）在这份报告中，描述了拉丁美洲宣教士运动的四个阶段，以及向全世界差派了3万多名宣教士的COMIBAM 国际组织的建立。大卫•罗（David Ro）总结了以韩国、中国、印度为中心的亚洲宣教运动，同时提到了其他亚洲国家。Uchenna Anyanwu写了非洲人们向西方迁徙的宣教，以及对非洲大陆未得之民的宣教。

拉丁美洲的宣教运动

1916年，在由外国宣教组织主办的巴拿马世界宣教大会上，拉丁美洲被宣布为宣教地区，各国被分配到不同的国际宣教区。据记载，当时有来自拉丁美洲的50个宣教团体的235名代表聚集在一起。其中，只有27人是拉丁裔。大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使得拉丁美洲教会的声音非常微小，甚至几乎为零。这一事实表明，在那个历史时刻，小的拉丁美洲教会不被认为是世界宣教的参与者。

另一方面，外国宣教士并不认为拉丁美洲人是一股潜在的宣教力量，正如巴勃罗·卡里略(Pablo Carrillo)在他的书《Huellas en el Desierto》中提到的:“拉美的外国宣教士社区没有想到，那些听到福音的人有一天会成为他们国家内外的一股宣教力量。”¹

不可逃避的呼召:深入传道

1921年，拉丁美洲宣教会(LAM)成立，通过传福音和社会行动项目，对当时的小型拉丁美洲教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LAM也为拉美地区宣教异象的觉醒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4年春天，肯尼斯·斯特博士（Dr Kenneth Strachan）在富勒神学院以“不可逃避的呼召: 在当今世界紧迫的需求和机遇下教会的宣教工作”为主题，作了一系列宣教演讲。论文总结了Strachan博士所带领的“深度运动”的经验和神学基础。

深度福音的基本教义几乎得到了普遍应用，比现在世界各地教会普遍接受的教义早了几十年，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当时，该地区鲜有宣教活动。其中一个是1925年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基督教工作大会。另一个是1929年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泛美福音派大会。虽然他们都很小，就像沙滩上的一粒沙，但他们都为拉丁美洲的宣教异象做出了贡献。

洛桑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1974年召开的第一届洛桑会议是福音派宣教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通过许多在那里的拉丁美洲人，也通过洛桑运动组织的文献和后续的咨询影响到了拉丁美洲。更确切地说，拉丁美洲福音宣教学的早期先驱，如Samuel Escobar、René Padilla等人，在洛桑会议上，为形成基于对福音的清晰理解的宣教世界观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神国度神学的强调和教会在社会中的存在的后果，改变了世界宣教和全球宣教行动的方向。我们为拉丁美洲与全世界福音社区的合作而赞美神。

第一次拉丁宣教运动的诞生

1976年，在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在巴西工作的外国宣教士的倡议下，成立了非洲大陆的第一个国家宣教协会——巴西跨文化宣教协会(AMTB)。乔纳森·多斯桑托斯(Jonathan dos Santos)是AMTB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是由9个代表不同教派的宣教机构联合成立的。多年后，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接受了成为宣教力量的挑战。1982年，在阿根廷的Villa Giardini (Córdoba)小镇，在牧师和宣教士的带领下，世界宣教网(RMM)诞生了，目的是动员阿根廷教会走向各国。

COMIBAM的诞生:从宣教场地到宣教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AMTB和RMM的领导层为教会发出了预言，认为作为一个大陆有必要在神的宣教中承担起责任。因此，拉丁美洲福音团契(CONELA)，于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组织一次国际会议，以促进该地区宣教异象的发展。第一届伊比利亚-美洲宣教大会于1987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聚集了来自所有拉丁美洲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三千多名代表以及其他国家的观察员。他们在一起，听取全球宣教任务，并承诺成立一个来自伊比利亚美洲的宣教运动。路易斯·布什(Luis Bush)正是在那一次强调，“1916年，拉丁美洲被宣布为宣教地。”在1987年的今天，拉丁美洲被宣布成为一支宣教力量。²

从第一届大会开始，COMIBAM 国际组织³应运而生，并发展了与其他国家、区域和全球网络的关系，帮助建立了工作组，召开了协商，出版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书籍，并开始出版Ellos y Nosotros （他们和我们）杂志。在1988年版的世界行动（Operation World）中，帕特里克·约翰斯通（Patrick Johnstone）报道了来自拉丁美洲的宣教士有1314名。1995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482人。其中，1364人在国外宣教，2126人从事跨文化事工。

神在遍地推行教会，在已经存在的地方加强国家宣教运动，在尚未形成的地方孕育教会。一些国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差派宣教士，并建立了全国性的宣教合作网络，但1987年的大会引发了促进跨文化宣教工作的强烈觉醒。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宣教合作组织

多年来，该运动开始自动组织起来，任命了一个董事会，选举了一个执行董事，并设立了一个小型办公室。但毫无疑问，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宣教运动的诞生，今天在伊比利亚-美洲的各国被称为国家宣教合作组织(CMN)，因此成为国家教会的分支，组织、事工部门和宣教士的空间，目的是分享经验和资源，并协调从各自国家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迄今为止，已有25个国家宣教合作组织参与了COMIBAM。⁴这25个国家宣教合作组织是COMIBAM八个合作区域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北美、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安第斯、南锥和巴西。目前，国家宣教合作组织共有1000多个参与和合作的宣教合作组织。

COMIBAM在行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年来，COMIBAM国际组织一直是该地区的国家宣教运动和教会聚集的一个空间，目的是制定战略，并建立有潜力加强与全球宣教界合作的关系。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显示，大约有10%到15%的教会积极参与或直接参与全球宣教。今天，我们注册了3万多名宣教士，由教会派往200多个国家，每个月的财政投资估计为1500万美元。其中，来自巴西的宣教士约1.7万人，来自阿根廷的宣教士约1200人，剩下的1.18万人来自COMIBAM的其他23个成员国。最近在巴拿马举行的未得之民协商会议中，伊比利亚-美洲的宣教运动承诺与教会一起祷告，并将福音带给至少1850个未得之民群体。今天，我们必须说，靠着神至高无上的恩典，COMIBAM国际组织正在履行其使命，并将继续致力于其异象、宣教和价值观。

亚洲宣教运动

亚洲的教会—在5300个未得之民群体中工作，生活在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各种民间宗教的复杂混合体中—现在正在参与全球宣教。20世纪，尽管面临着诸多宗教和政治挑战，民族主义和逼迫不断加剧，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但亚洲基督教的增长速度是人口的两倍，占45亿人口的8.2%。随着西方宣教运动进入“老龄化”，并导向不同的环境⁵，亚洲教会正准备迎接下个世纪全球宣教的挑战。

南韩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韩国社会存在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快速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劳资纠纷、贫富差距和社会规范的恶化。在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下，基督教通过提供灵里和道德指南，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教会的优点包括:1)清晨祷告会，2)充满活力的主日敬拜，3)十一奉献与管理，4)神学教育，5)社会参与，以及6)强调宣教。韩国的宣教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福音运动、学生运动和教会爆炸式增长的结果。据估计，韩国基督教约占总人口的32%，其中包括920万新教徒(18%)。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韩国宣教士在海外服侍的人数为22259人。

韩国宣教士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跨文化牧师。大多数是由教会和宣教机构支持的，他们专注于传福音、门徒训练、植堂和领导力培训。许多韩国宣教士在恶劣的偏远地区从事教会植堂，一些人还参与服侍穷人的事工。最近，韩国教会和宣教活动由于世俗化和年轻人对宗教普遍不感兴趣，以及大型教会丑闻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因此，韩国宣教人口正在逐渐老龄化。

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爆炸式增长，以及1989年后城市知识分子教会的增长，为宣教运动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在中国约占人口的6%到7%，约有9000万基督徒(估计有6000万家庭教会基督徒和3000万三自教会基督徒)。在城市化过程中，基督教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而得以发展。如今，中国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资与韩国首尔相当，成为宣教的资金来源。2000年代中期，城市中未注册的家庭教会开始租用办公场所，从家庭教会过渡到更开放、规模更大的教会。教会开始收集捐款来支付牧师工资和支持包括宣教在内的事工。然而，2018年宗教政策的收紧导致逼迫增加，再加上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教会重新回到家庭中。

中国的宣教运动，宣教的中国(前身为“宣教的中国2030”)在城市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中兴起。官方的三自(TSPM)教会被法律禁止在当地教堂外进行福音活动，但仍有一些教会通过解决社区的社会问题而间接参与福音活动s。教会领袖在海外举办了几次大型的中国宣教年会，并宣布了“到2030年差派2万名宣教士”的目标。在新冠疫情期间，宣教的中国在网上开展了祷告和宣教动员大会。超过20万人参加了在线宣教动员课程Kairos。另一场“回耶路撒冷”运动向西部差派了数百名宣教士，他们主要来自河南和安徽的农村。温州教会还通过其广泛的海外创业业务参与了一些宣教活动。

宣教的中国的“核心力量”是一种在逼迫背景下诞生的牺牲的宣教精神。苦难塑造了教会差派宣教士到恶劣的偏远地区。逼迫也为在敌视基督徒的封闭社会中宣教，创造了创新的解决方案。来自拥有大量基督徒人口、地缘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大国，也增强了中国牧师对世界的宣教责任感。然而，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政治迫害日益增加，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宣教运动。虽然难以证实，但估计有2000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宣教士在海外跨文化服侍。

印度

印度教会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对社会中较贫穷成员的福音传播。工人阶级接受福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的移民中，如达利特，在印度种姓制度中被抛弃的“贱民”。在过去的50年里，教会的扩张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印度的宣教运动开始影响到印度北部传统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占多数的地区。印度宣教士参与了“跨文化”的教会植堂，在2138个未触及的群体(upg)中，99%的宣教士在国内各民族之间进行跨文化宣教。印度宣教士的增长，“也导致了对‘宣教士’头衔的理解的变化”，这一术语传统上只用于描述那些来自国外并与“白人”有关的人。⁶据估计，印度的基督教徒占4%到5%，其中有5000多万基督徒。印度宣教协会(IMA)此前宣称，有6万名印度工人和300个本土宣教机构在印度服侍。

印度的主要优势是有大量志愿者。宣教士通常是双职业的，把事奉与工作结合起来，或者接受侨民或海外的支持。在印度，基督教一直被视为外国宗教，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迫害。皈依法指控基督徒使用非法手段使人改变信仰。2014年莫迪总理获胜后，教会的民主自由下降加剧。最近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外国的影响消失，加剧了对当地教会的侵略。新收紧的环境缩减了一个季度的宣教活动，但在印度北部的高种姓印度教社区中，一场新的本土教会运动正在发生。

其他亚洲国家

其他亚洲国家也参与了此次行动。菲律宾海外宣教士从事跨文化事工的人数约为2000人。马尼拉的一家拥有20万成员的菲律宾教会已差派了150多名宣教士，其中许多人在亚洲各地建立了跨文化教会。成千上万的海外菲律宾工人(OFWs)，以家佣、保姆、建筑工人、工程师、建筑师、护士、IT专家、厨师、海员等身份活跃在宣教事工中，还有更多人也在通过福音跨越文化界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和新加坡也见证了教会的显著增长，基督徒估计占人口的9%到20%。在印度尼西亚，约有1000名本土工人参与跨文化教会植堂活动，这些植堂活动涉及该国130个尚未触及的群体。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数量的跨文化工作者，在157个群体中，有数百名被派往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士。香港派出海外专职宣教士670人(2023年)，台湾派出600人(2017年)，新加坡至少派出428人(2019年)。

亚洲崛起

亚洲宣教运动的新动力即将出现。来自亚洲福音联盟、亚洲神学协会、CCCOWE、运动日和洛桑运动的亚洲领导人于2022年举行了会议，主要是在亚洲的背景下，讨论亚洲教会的未来及其使命。2023年7月，来自37个亚洲国家的1800多名学生和年轻人聚集在“亚洲崛起”，主题是“去福音未到之地”的全球使命。数百名平均年龄为25岁的年轻人承担了跨文化使命。“亚洲崛起”运动正在千禧一代和z一代中掀起热潮。亚洲的教会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接收宣教士的大陆向差派宣教士的大陆过渡。

非洲的宣教运动

圣经中关于救赎的叙述中有很多移民故事。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到婴儿耶稣，我们读到迁徙的民族，以及神用这些迁徙编织民族救赎的织锦。过去一个半世纪见证了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参与探险、殖民、商业和基督教宣教运动。⁷移民趋势从20世纪中期开始逆转。南北移民现象以及非洲内部和从非洲到其他地区的宣教运动的故事吸引了广泛的学术讨论——这是全球移民趋势的一个方面。因此，这一现象引起了非洲人的迁移(不仅在非洲大陆内部，更多地是在非洲以外)，显然这导致了潜在的宣教运动从非洲转移到其他地区。

就涉及非洲移民宣教运动的可能性而言，欧洲、北美和大洋洲这些非洲移民聚集地，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洲移民教会。非洲移民基督徒正在北半球的东道国城市中建立教堂。例如，尼日利亚教会(英国圣公会)现在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两个教区。尼日利亚圣公会牧师和其他非洲圣公会教徒(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神学院学习并获得博士和管理博士学位)的数量正在增长。他们植堂的教堂通常由几个家庭开始。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购买了衰落的美国主流新教教派的宗教场所。⁸一些神职人员已经在一些美国主流新教教会担任牧师。这一趋势并非尼日利亚圣公会教徒独有。⁹

宣教的精神也在北非蔓延，在那里，跟随耶稣的埃及人(来自长老会和其他新教教派)正在组建宣教机构。令人兴奋的是，一些跟随耶稣的埃及人，现在拥有将福音带到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异象。例如，开罗的福音神学院已经将宣教培训纳入了他们的课程。在未来的25年里，一场从埃及到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宣教运动有望出现。

那么，在未来的四分之一或半个世纪，特别是在他们的移民地理环境中，在非洲以外服侍的非洲教会和宣教士可以发挥什么潜在的作用?

非洲的历史运动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本土的宗教和非宗教宣教组织不断涌现。

非洲国家倡议运动(MANI)第二次会议，于2011年9月5日至9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此次会议的声明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神已经为非洲教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并赋予非洲教会将福音带到各大洲和世界各地的特权。”¹⁰跟随耶稣的非洲移怎样忠于这样的承诺，在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上传递他们的信仰?

Calvary Ministries (CAPRO) 是差派跨文化工作者的非宗派非洲本土宣教组织的一个著名例子，该组织于1975年成立于尼日利亚北部。¹¹福音宣教协会(EMS)是另一个例子，它是福音派教会赢得所有人（Evangelical Church Winning All ）(ECWA)的一个教派宣教组织。从埃及到阿拉伯世界，有几个新兴的组织，出于安全原因，就不在这里点名了。在从非洲向其他地区的新兴运动中，挑战和机遇并存。

非洲教会的宣教机会

随着非洲大陆的重大变化，非洲教会在世界各地将迎来重要的宣教机会。以下只是一些可用的和正在出现的机会。

• 全球教派领袖:随着美国和欧洲主流教会数量的下降，非洲基督徒可以抓住机会成为这些教会的成员和牧师。已经有一些非洲牧师在受人尊敬的美国福音派神学院完成学业，如今在美国境内全是白人的美国主流教会担任牧师。此外，无论东道国大多数以非洲人为主的移民教会目前的趋势如何，散居国外的非洲基督徒都可能成为宣教力量。

• 全球学者:由于一些非洲基督徒在北半球的神学机构接受培训，他们可以成为西方世界的宣教教学力量。一些人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国际知名的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学术材料。当他们的学术著作成为北美和欧洲神学机构神学院教学大纲的必读材料时，就可能会影响本世纪未来四分之一或一半的神学培训。
• 属灵的重要性:大多数来自福音派和五旬节派背景的非洲基督徒强调祷告和属灵力量。据安德鲁·f·沃尔斯(Andrew F. Walls)说，当他抵达西非时，他突然意识到，当他 “兴高采烈地谈到……公元二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好像一个由不同碎片拼接而成的拼图被子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正生活在一个二世纪的教会里，「他」身边的人的生活和敬拜方式，以及人们真诚相待的社区生活氛围，都让他觉得自己正处于公元二世纪的教会生活里。。¹²非洲福音派和五旬节派基督徒中，明显看出祷告的热情和属灵力量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因此，非洲人在全球宣教中与非非洲人一起工作，可以为非非洲裔的同事提供一些属灵和祷告的动力。
• 青年和妇女的活力:Yaw Perbi和Sam Ngugi提出了一些潜在的和持续存在的问题。¹³其中包括青年和妇女充满活力的信仰。尽管许多欧洲和北美的年轻一代基督徒正在成为“无信仰”(没有信仰归属)人群，但另一方面，非洲的基督徒青年在他们的信仰中充满活力和激情。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过去的25年里，女性宣教的影响持续增长，我们可以预期，女性的力量和影响将继续为跨文化的全球宣教做出重大贡献。然而，妇女在基督教事工和宣教领域所作的贡献和影响往往被忽视。宣教、基督教教育和教会带领人需要在基督身体的各种事工中，识别和使用基督徒女性的力量，特别是在宣教上。

非洲宣教运动的挑战

尽管说了这么多，非洲宣教运动必须克服的一个挑战是，打破阻碍非非洲人被他们的信息和使命所吸引的文化障碍。

• 跨文化外展:非洲侨民教会需要有意识地向非非洲人传福音。在MANI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中，Emmanuel Bediako博士观察到“……非洲散居教会由99%的非洲人或非洲后裔组成，他们主要服侍非洲移民。¹⁴由于在西方非洲移民人口中存在着宣教潜力，对这一趋势的密切观察表明，缺乏超越非洲移民基督教人口同质界限的宣教士参与。换句话说，跟随耶稣的大多数非洲信徒，在他们的东道国从事基督教的事工，都是在其同质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缺乏对非非裔未得之民的跨文化参与。这是一个丞待解决的挑战。
• 跨文化情境化:非洲散侨教会需要根据东道国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和沟通方式调整他们主日敬拜的方式。非洲人对时间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一些散居的非洲教会会花两到三个小时在周日礼拜上，然后在礼拜结束时再花一个小时“团契”。被邀请参加这种礼拜的美国白人不可能停留超过一个半小时，也可能不会再回来。除了时间的文化观念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必须重新评价。必须运用情境化的原则，以避免排斥非非洲人，因为他们可能对非洲散居基督徒的讯息和崇拜表现出兴趣。
• 文化歧视:其他挑战包括签证和移民限制、经济能力以及种族歧视和偏见。除了在基督里拥有良好的自我价值和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自我概念外，在面对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情况下参与全球使命，非洲基督徒还需要应对充满挑战的社会动态的韧性和能力。

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基督教的重心向非洲转移，非洲教会在未来的25年里拥有开展全球宣教运动的巨大潜力，但必须与全球教会合作来完成。我们需要挖掘潜力，抓住并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以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克服各种挑战，这样各国才会感到欢欣雀跃。

结论

在全球宣教的新时代，一支新的宣教力量已经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崛起。全球宣教的新动态是多中心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个中心。这些新的宣教中心根据其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有其独特的策略、方法和挑战。这只是一个与全球宣教社区紧密相连的新宣教时代的开始。大使命的呼召同样落在世界各地的信徒身上—把福音信息带到世界各地尚未到达的民族；去到未听到福音的地方。

尾注

1. Pablo Carrillo. Huellas en el Desierto (PM Internacional, 2010) 20.
2. Luis Bush. ‘Our History’. COMIBAM Internacional. www.comibam.org.
3. The title of the 1987 gathering was later changed from ‘congress’ to ‘cooperation’. The resulting mission movement of the same name—the Ibero-American Missionary Cooperation—is also known as COMIBAM Internacional.
4.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COMIBAM’s CMNs at https://comibam.org/es/cooperaciones-misioneras/.
5. Andrew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6) 261.
6. Mats Ekström and Marianna Patrona (eds). Talking Politics in Broadcast Medi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Interviewing, Journalism and Accountabil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232.
7. Brian Stanley. The Bible and the Flag: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eicester, England: Apollos, 1990). 
8. 主流新教教派“主要包括卫理公会、路德会、长老会和圣公会教会”，而“保守教派(包括)美南浸信会、神召会、五旬节派和圣洁教会，以及其他一些教派”。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安德鲁·格里利（Andrew Greeley,）和梅丽莎·王尔德（Melissa Wilde）。《美国宗教变迁中的人口因素》。(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1) 2。
9.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神的救赎基督教会(RCCG)、加纳的五旬节教会、非洲的神召会、尼日利亚基督使团、尼日利亚更深生命圣经教会、加纳卫理公会教会、加纳长老会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其他与非洲有联系的教会教派，无论是主流教派还是非洲发起的教会(aic)。
10. ‘MANI 2011 Declaration.’ MANI (Movement for African National Initiatives, 2011).
11. CAPRO是髑髅地制作(Calvary Productions)的首字母缩略词，这个名字后来被改成了髑髅地事工(Calvary Ministries)，但是这个事工的首字母缩略词(CAPRO)被保留了下来。在法语国家，它被称为“非洲宣教行动”(AMI)。参见:Festus Ndukwe主编的。从非洲到世界:CAPRO的故事:宣教的诞生和成长(拉各斯，尼日利亚:CAPRO媒体，2019)。
12.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xiii.
13. Yaw Perbi and Sam Ngugi. Africa to the Rest: From Mission Field to Mission Force (Again) (Maitland, FL: Xulon, 2022) 49–99.
14. Emmanuel Bediako. ‘Africa in Missions: Africa Doing Missions in Diaspora.’ Presentation at MANI (2011). Accessed Jan. 18, 2021) slide 31. https://maniafrica.com/mani/wp-content/uploads/2015/07/Diaspora-Africa-in-Mission.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