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流離失所者

引言

人類的流離失所，導致陌生人、外國人、移民、僑民、流亡者、遊牧者、難民，甚至淪為被壓迫身分的出現。流離的熬煉，往往塑造了基督信仰中的信、望與愛。本文首先簡要介紹與「被迫流離失所」相關的術語，並回顧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的歷史概況與現況。接著，探討此議題在聖經與神學文獻中的傳統脈絡。最後，提出若干議題，說明如何在被迫流離失所者當中，進行有效且合宜的事工。

專有名詞說明

「被迫流離失所」(Forced Displacement)指人們為了尋求安全與生存的機會，在非自願的情況下離開原本的國家與熟悉的社群。這樣的遷徙常伴隨生命受到威脅，或是因長期累積的壓力、或突然爆發的危機，使人不得不離開。被迫流離的群體種類繁多，其中有些界定明確，例如：國內流離失所者(IDP)、難民(Refugees)、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s)，但也包含難以明確分類或身分模糊，卻同樣需要某種保護的群體，例如：非法移民、弱勢者，這些人受到外部或內部的壓迫，為了生存而被迫跨越不同邊境。有些被迫流離失所是直接、刻意的遷移；但多數則是因遭遇超出個人所能掌控的事件而導致的結果。雖然兩者之間有許多共通點，但若只以單一類別探討流離失所者，容易忽略其他形式的流離狀態，因此本文將其廣泛統稱為「被迫流離失所者」(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 簡稱FDP)。

FDP與其他「流動人口」不同，例如：自願移民、移工、通婚移民、國際學生、散居群體(Diaspora Communities)等。以上族群的跨文化遷移多屬自願，而FDP的遷移則是出於非自願且伴隨龐大壓力。此外，各國針對一般移民通常具備明確的法律程序，但FDP 的身分往往曖昧、處境不穩和法律保障不足。洛桑運動的《LOP #70〈流動人口〉》¹廣泛討論了各類人群遷徙與基督教使命之間的關係，而本文聚焦於因各種不利因素被迫移動、身分模糊、仍亟需保護的FDP，以下是數種主要類型。

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簡稱IDP)

國內流離失所者(IDP)是指因衝突、戰爭、天災或經濟崩潰，而被迫在本國境內逃離家園的人。他們與其他FDP最大的不同是：沒有跨越國界、仍在自己國家之內尋找避難處所。ID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FDP的群體之一。嚴格來說，他們仍屬於主權國家的管轄，因此國際間沒有專門針對IDP的保護法規。然而，許多國家本身已陷入失能狀態或成為戰區，使 IDP 缺乏實質保護，也缺乏跨越國界尋求庇護的資源。因此，IDP 被視為 FDP，並與為求職、升學、商務或家庭因素而搬遷的「自願性國內移民」作出區隔。

難民

難民與 IDP 不同之處在於：難民已跨越國界，離開出生國或持有國籍的國家。當人因為「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可能遭受迫害或死亡」而逃離家園，即符合1951年《日內瓦公約》與其他保護機制的難民定義。根據《日內瓦公約》第1條，成為難民需同時符合四項條件：(一)有根據的恐懼；(二)符合五種迫害原因之一：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群體成員、政治觀點；(三)在任何地方都無法獲得保護；(四)因受到生命威脅而無法或不願回國²。能證明符合上述條件者，便可取得「公約難民」(Convention Refugee)身分；但其實此類難民只占所有FDP的一小部分。

尋求庇護者

「尋求庇護者」是指向他國提出保護申請，或抵達他國並尋求難民認定的人。此術語也涵蓋仍在等待他國政府審核其申請結果的人。所有難民一開始都是尋求庇護者，但並非每一位尋求庇護者最終都會被認定為難民。多數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遷移，主要不是因經濟因素，而是因戰爭、武裝衝突、暴力、迫害、種族滅絕或天災等威脅，使他們無法或不願返回原居國。尋求庇護者向他國申請保護，是請求該國在其領土內，為逃離迫害或危險的外國人士提供安全保障。尋求庇護者的身分涵蓋多項核心要素，包括「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准許停留在庇護國境內的權利，以及符合人道標準的待遇。

弱勢群體

政策文件與法律中所提及的「弱勢者」，包括無國籍人士、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以及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等群體。他們常被視為「受關注對象」(Rersons of Concern)，處境上與FDP有許多相似之處。由於在居住地缺乏任何法律身分或歸屬感，這些人往往處於極度脆弱的狀態，亟需保護。這樣的保護根基於普世的人性尊嚴，使他們免於不公義的政治與社經法律及制度所帶來的傷害。

氣候難民

當人們因氣候變遷的影響，被迫離開家園、社群或國家，他們就成為「氣候難民」。這些人可能仍留在本國境內，但遷往其他地區；或者跨越國界，前往其他國家尋求安全與生計。他們也常被稱為「環境難民」或「受氣候影響的移民」。這是一種近期快速成長的全球現象，由全球暖化所引發的一連串影響，包括森林大火、森林濫伐、沙漠化、自然災害、饑荒、乾旱、沿海洪水、海嘯、島嶼下沉、冰川融化、氣候模式失序、地震與火山爆發等。這些情況發生的頻率與強度不斷增加，已造成前所未有的生命損失與經濟衝擊。氣候條件的變化導致生計損失，迫使許多人遷移至世界上較適合居住的地區。雖然「氣候難民」一詞自 1985 年便已出現，但在 21 世紀，氣候變遷被視為一場「超級危機」，預計將迫使更多人僅為了生存而遷徙，其規模將超過所有其他造成流離失所的原因。

無證移民

凡是在沒有正式文件的情況下入境，或在某國境內未登記、未獲授權居留的人，皆可稱為「非法移民」。這並非正式的法律用語，但涵蓋了多種處境的人，包括：希望申請庇護但尚未完成登記者；庇護申請遭拒者；因極度貧困或經濟危機而逃離原國家者。由於其移動方式隱密、身分不明，這些人有時被稱為「非正規移民」(Irregular Migrants)或「非法移民」(Illegal Migrants)。他們常透過非官方途徑與未經授權的方式移動，例如：依賴人口販子，因此在社會與媒體中經常被歸類為「非法者」、「外來者」或其他帶有貶抑意味的稱呼。事實上，國際上與各國法律中，皆設有庇護與保護申請的制度，在案件尚未依法審查之前，任何人都不應被視為「非法」。無證狀態反映了FDP複雜的流動歷程與混雜的動機：有人最初以難民身分出發，卻在途中被迫無證移動且隱匿生活；也有人原本只是為了工作或更好的生活品質而離鄉，卻在過程中陷入危及生命的生存掙扎。「正規移民」與「無證移民」之間的界線，在實務上極為模糊，且各國標準差異甚大，往往取決於：是否具備合法文件、是否受到社會認可、能否合法工作、能否取得醫療資源、是否存在取得永久居留或公民身分的途徑。

其他相關術語

除了上述 FDP 的分類，還有一些人處於相似卻又不同的被迫流離狀態，包括：被拘留者(Detainees)、被遣返者(Deportees)、緊急撤離者(Evacuees)、非法入境者(Illegal Aliens)、簽證逾期者(Visa Overstays)、回流者(Returnees)、遣返原國者(Repatriates)、無證移民所生子女、被走私或販運者、性奴役受害者、債務奴工(Bonded Slaves)。許多FDP為了尋求保護而逃離家園，卻往往被社會視為「負擔」，並在媒體中以負面形象被呈現。由於其處境難以界定，他們常被殘酷對待，並因種族、性別、宗教或原國籍而遭受歧視。FDP應享有宗教自由，包括實踐信仰與為子女提供宗教教育的權利；同時，他們也有責任遵守接收國的法律、規定與公共秩序維護措施。由於聯合國難民署(UNHCR)本身並無執法權力，各國是否遵守公約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個人亦難以透過正式管道提出申訴。 當 FDP 缺乏合法身分時，社會極易對其處境加諸污名、標籤、刻板印象與誤解。因此，必須清楚區分「被迫移動者」，以及自願離開原居國、且依循既定程序進行遷徙、並在接收國中被以不同方式看待的移民群體。流離失所的經驗，以及被「他者化」的生命故事，深刻塑造了 FDP 的身分認同。正如所有維繫多重地理、文化與語言連結的散居群體一樣，這些強迫性流離失所者，將在形塑21世紀的全球基督信仰中，扮演關鍵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歷史背景

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闡明每一個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權。其中包括：平等、自由與人身安全的權利，也涵蓋行動自由、尋求庇護的權利，以及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的保障。1951年《日內瓦公約》及其1967年的議定書，則專注於難民議題，建立了國際間對「難民」的明確定義與保護機制。這些協議的核心原則在於：任何人都不得在違背其意願的情況下，被遣返回可能面臨威脅的國家，特別是因衝突或迫害而逃離家園的人。連同後續的補充條約，這些文件為各國提供了法律基礎，使其能依循人道價值判定難民身分，作為國家回應人類流離失所議題的指引，並為持有難民旅行證件者提供免簽或便利通行的安排。

1969 年，《非洲聯盟難民公約》進一步擴大了難民保護的認定標準，納入其他威脅人身安全與福祉的因素。非洲地區的回應是奠基於「熱情待客」的精神，然而，該區域龐大的流離失所人口，往往使得單一國家難以承擔。拉丁美洲於 1984 年通過《卡塔赫納宣言》(Cartagena Declaration)也是相似概念：擴大難民定義；納入更多影響生命、自由與安全的情境；特別強調國內流離失所者(IDP)的困境、庇護權、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以及家庭團聚的重要性。這些區域性的回應，凸顯了《日內瓦公約》定義的局限性，過於狹隘、偏重個別案例、以法律條文與程序為導向。也反映出 FDP 議題的複雜性，如今FDP已涵蓋各式各樣的流離人口，包括非正規移民與無證件人士。截至 2020 年，共有146個會員國批准了上述難民相關公約和文件中所明訂的義務。

隨著世界持續重劃邊界和重組政府，人類流離失所的相關議題顯著增加。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簡稱WEA)因此召集數個基督教組織與事工機構，一同關注難民需要。2001年，這些團體在土耳其伊茲密爾舉行難民議題協商會議，提出關鍵問題：「有哪些事情是我們無法單獨完成，卻可以一起做的？」為了協助參與被迫流離失所處境服事的基督徒，會後撰寫了《難民事工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s of Refugee Ministry)，並於2015年進行修訂。³自此，全球陸續成立數個網絡與事工，例如「難民之路事工聯盟」(Refugee Highway Partnership，簡稱RHP)，在不同洲別設立區域網絡，推動整全關懷、裝備全球教會回應難民需要，並為難民發聲倡議。⁴為了提升教會對難民與相關事工的持續關注，RHP 與 WEA 合作，將每年六月的一個週末訂為「世界難民主日」(World Refugee Sunday)，並為全球各地的教會研發多元資源。

2004 年，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即今日的洛桑運動)於泰國芭達雅舉行全球論壇，並發表立場文件《隔壁的新鄰舍》(The New People Next Door, LOP #55) ⁵，探討散居群體與國際學生議題。同一場合也發表另一篇聚焦難民的文件《高風險族群》(At Risk People, LOP #34)。⁶更早之前，洛桑運動於 1980 年的小型協商會議中，曾專門就《基督徒對難民的見證》(Christian Witness to Refugees, LOP #5) ⁷發表立場文件。這些文件在全球難民事工的發展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過去二十年間，被迫流離失所的規模與複雜度顯著增加，且已成為全球現象，因此有必要在福音派的基礎上，發展一份更細緻、更全面的立場文件。事實上，各類形式的人類遷移，長久以來深刻影響著當代基督信仰在全球的擴展與形塑，並將在未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間持續發揮關鍵影響。⁸

全球散聚網絡(Global Diaspora Network，簡稱GDN)⁹是積極投入「被迫流離」議題的重要網絡，也是洛桑運動的正式議題網絡。自 2010 年成立以來，GDN主要聚焦三大領域：經濟移民、國際學生與難民。該網絡幾乎每年在全球各主要地區召開區域性與全球性的協商會議，並持續納入各類 FDP 群體。GDN以宣教學與神學視角，推動並出版多元研究與資源，探討全球遷移與各類散居群體，並將「移民宣教」、「散聚宣教」與「散聚宣教學」帶入全球神學院教育與宣教訓練的核心。透過這些努力，GDN促成並催化了遍及全球的移民、難民與散居群體的事工與領袖培育。此外，GDN亦開發了名為「GMove」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作為事工領袖之間的連結與資源平台。

當前現實

2010 年於開普敦舉行的洛桑運動大會，將「流動人口」(People on The Move)列為全球教會宣教的重點策略之一。這是一項具先知性的呼召；自此，全球遷移與難民人數持續攀升。人類流離失所已成為世界層級的重大議題——一項跨越國界、深刻影響全人類的全球性挑戰，並將在未來數十年中，對上帝的宣教使命產生深遠影響。

過去十餘年，因緬甸、中非、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蘇丹、敘利亞，以及近年的烏克蘭與加薩地區的戰爭與衝突，數以百萬計的人被迫流離失所。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中國、巴西、菲律賓與哥倫比亞亦遭逢重大的環境與氣候災害；土耳其與敘利亞北部更發生規模龐大的地震。上述地區便是當前人類流離失所的主要熱點。澳洲、北美與歐洲的野火與洪水也迫使許多人離開家園；太平洋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島嶼出現下沉或完全無人居住的情況；印度洋的海嘯則對數百萬人造成威脅，他們被迫遷往高地或跨海尋求庇護。委內瑞拉經濟崩潰，使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被迫移居海外，至今仍以每日約兩千人的速度外流。此外，在通往歐洲與北美的人類遷徙路徑上，流離失所所伴隨的混亂與不確定性，已成為重要的政治操作工具。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接收 FDP人數最多的國家，多半位於「全球南方」，而非歐洲或北美地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資料統計，截至 2023 年底，全球共有1 億1,730萬名FDP，包括：IDP(6,830 萬人)、難民(3,760 萬人)、尋求庇護者(690 萬人)、無國籍者(440 萬人，分布於 95 個國家)、需要國際保護者(580 萬人)。其中約 40%(4,700 萬人)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且在過去五年間，有 300 萬名兒童以難民身分出生。全球 73% 的難民來自五個國家：阿富汗(640 萬)、敘利亞(640 萬)、委內瑞拉(610 萬)、烏克蘭(600 萬)以及南蘇丹(230 萬)。多數 FDP 主要由鄰近國家接收，包括：伊朗(380 萬)、土耳其(330 萬)、哥倫比亞(290 萬)、德國(260 萬)與巴基斯坦(200 萬)。

聯合國難民署為FDP提出三種可能的解方：(一)返回其原籍國；(二)重新安置至第三國；(三)留在接收國並取得歸化身分。然而，實際上能夠找到上述任一出路的人極為有限。2023 年，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難民得以重新被安置至新的國家。絕大多數——約 75% 的FDP——由貧窮或中產國家接收，而在 2023 年，最低度開發國家共接收了21%的 FDP。當年度共有 120 萬名難民返回原籍國，另有 158,700 人 被重新安置至其他國家。¹¹

許多人將FDP與一些負面形象連結在一起，例如：絕望、無望、身分不合法或不被承認、無助、未開化、未受良好教育，甚至是不值得被幫助和帶有暴力傾向的人。他們被描繪成完全依賴他人、無法自己做決定，並且奪走接收社群寶貴資源的群體。然而，這些描述都是與事實相去甚遠的迷思與謊言。對 FDP 本身而言，他們深知自己的夢想已經破碎，也失去了歸屬感。在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是：「哪裡才是我的家？我要如何撐過今天？」他們逐漸失去自己的聲音，只能任由人道援助機構為其安排與決定，而這些機構往往帶著各自對 FDP 的假設。這些組織自認為是FDP議題的專家，卻可能在不經意間延續、甚至複製了關於 FDP 的錯誤理解。 因此，全球數以百萬計的FDP長期滯留在難民營中，身心逐漸耗竭。無論是已獲得重新安置，或仍生活在難民營內，FDP 都有一個共同處境：複雜性創傷(Complex Trauma)與深層的絕望感。若我們未能以安全且合宜的方式協助他們面對這些創傷，我們的服事將難以結出果子，服事者也可能因此感到挫折、耗竭，甚至自身受到次級創傷。儘管 在2023 年上半年，找到出路的 FDP 人數，相較前一年同期已有所增加，但長久而可持續的解方本就難以尋得。故全球教會仍能、也必須回應這場持續擴大的危機——即便在人看來，任何長遠而徹底的解決方案，似乎都不太可能實現。

邁向未來的路線圖

服事FDP需要一張清楚的「地圖」，幫助眾人穿越充滿艱難、甚至攸關生死的處境。聖經無疑為這張地圖提供了定向的羅盤；然而，隨著每一個流離時代的來臨，這張地圖也必須不斷重新繪製，沿途標示出新舊地標。這些「流離地圖」上的地標，可能包括：失落之地、修復與復原、歸屬感的尋索、流亡者的心境、既是朋友又是陌生人的人際關係，以及族群本位或自我中心的文化結構。我們對這些地標的理解與定位，往往反映出我們對FDP掙扎的理解有多深刻，或我們是否願意真實地接納他們。

被迫流離的「服事地圖」提醒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需要以謙卑的態度，成為主動的觀察者與傾聽者，正如基督自己，甘願捨棄天上尊榮，來到這個世界(腓 2:6-7)。教會往往對FDP所面臨的議題與實際需要缺乏足夠的理解；而這些「新鄰舍」的到來，也意味著地方教會必須在服事上作出調整與處境化回應，以回應他們獨特的處境與需求。同時，也有不少進入「全球北方」的FDP，是來自近年基督信仰快速成長的「全球南方」地區；他們正將復興的火，帶入信仰逐漸式微的所在。

難民是在路上的旅人，並且也是承載並傳遞上帝信息的潛在器皿與使者。他們生命的地圖上，往往沒有標示風暴與危險。在這張地圖中，教會如同燈塔，指引通往安全與盼望的方向；教會群體也像沙漠中的綠洲與守望者，為尋求庇護的人提供生命之源。同時，教會自身也深切需要上帝藉著難民、尋求庇護者以及其他FDP，在他們的旅程中所帶來的生命與信息。這些相遇的輪廓與界線，承載著與FDP同行時所共有的祝福與苦難。

正如「土地」對理解舊約的重要性，流離與遷徙同樣是理解上帝在世上如何動工的關鍵，而被迫流離更進一步提高了這個議題的重要性。瓦爾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其聖經神學中論及「土地」的著作，開篇即指出：「在當代文化中，迷失、被迫遷離、無家可歸的感受極具說服力；渴望歸屬某處、擁有一個家、身處安全之所，是一項深刻而動人的追尋。」¹²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每一個人，都需要學會閱讀並理解這張地圖。然而，教會難以如在其他處境中那樣輕易讀懂這張地圖，反而往往需要一再閱讀並反覆辨識這張「流離地圖」，才能逐漸看清上帝在世界中的所作所為。

本文其中一項核心關切，是促請教會與基督徒重新思考自己在流離失所者群體中的角色。現行的援助政策與策略，雖然旨在提供協助，卻也可能無意間強化一種負面形象，使FDP被描繪為完全依賴援助的對象。這些論述常提及「分擔責任」，彷彿流離者只是他人需要承擔的負荷。誠然，當人們身心受創、尊嚴被剝奪、基本生活所需匱乏時，確實存在需要承擔的重擔與迫切的需求；然而，作為具備尊嚴與能力的人，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能帶來與韌性、盼望、創新與創業精神相關的全新視角——而這些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迫切需要的。

被迫流離的經驗

各樣報告與故事，是被迫流離經驗的第一手見證。以下五個類別大致總結了這些經驗，呈現其根本成因，並顯示FDP經驗的廣度與複雜性。一方面，這些經驗帶來痛苦與艱難；另一方面，也彰顯人的創造力與韌性。最重要的是，每一段流離經驗，往往都能在聖經中找到呼應。

面對絕望的調適

FDP在日常生活中承受著各方壓力：身體疲憊、經濟困頓、教育與工作中斷、貪腐橫行，以及缺乏可行出路的現實。他們必須在重重難題中找尋出路，同時周旋於文化、政治與宗教所交織的張力之中。每一天，他們都要面對歧視與迫害、潛藏的文化地雷、信念上的衝突，以及難以平息的良心不安。

一名年輕女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恰巧與朋友們經過一場抗議集會。他們幾乎未經思索，就在網路上分享了身處集會現場的照片。幾天後，警方開始追查抗議活動的相關人士。某個夜晚，當局大舉搜索女孩的社區時，她的家人別無選擇，只能從後門匆匆將她送走，安排她離境。頃刻之間，她孤身一人，為性命擔憂，既沒有其他選擇，也不知道該往何處去、該信任誰。她如同迷失的羊，向上帝呼求，求祂垂聽並差遣人來幫助她。她的處境像是獨自逃入曠野的夏甲，在走投無路之際，上帝看見她，並差遣天使在水泉旁尋見她、醫治她。因此夏甲宣告：「我如今看見那看顧我的主了。」(創 16:13)

直面暴力與死亡

FDP逃離戰區、暴力與威脅生命的處境，活在充滿脆弱與無助的「無人之境」，長期停留在進退兩難的狀態中，不確定性時刻威脅著他們的生命。成千上萬的人踏上穿越沙漠的危險旅程，嘗試乘坐不堪航行的船隻橫渡汪洋，最終在途中溺斃；無數人喪生，或徹底人間蒸發。一位倖存者如此描述：「危險不是最難的部分，因為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最困難的是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這正如馬可福音 4章35-41節中門徒遭遇風暴的情景。他們叫醒耶穌，呼喊著：「我們要喪命了，老師你不管嗎？」耶穌卻問他們：「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這段經文對於面對衝突與死亡威脅的難民而言，深具共鳴。許多難民或許會回應說：「主啊，我知道你能拯救我的生命，但我每天仍然活在恐懼之中。」世界各地的上帝子民需要聆聽這樣的見證，好明白上帝的盼望如何在風暴中臨到。上帝看見身處生死邊緣的人，並差遣祂的子民，如同約拿單在曠野中扶持大衛一般(撒上 20:3-16)，成為同行的朋友。

面對創傷與羞恥感

若不正視創傷與羞恥感，便無法真正理解被迫流離的經驗。創傷往往以複雜的心理與社會狀態呈現，包括層層疊加的壓力、失去保護、缺乏安全感與整全福祉、內在的挫敗感，以及所面臨的危險、懊悔、無助、恐懼、幻滅，甚至自殺意念。許多FDP最終被安置於被圍牆與柵欄包圍的地方，這些屏障不僅將他們與其他社群隔離，也不斷提醒他們自身的孤立處境、深層創傷，以及一路走來那錯綜複雜、令人困惑的經歷。FDP長期活在這些分隔的牆後，如同揮之不去、難以跨越的陰影——那是一道需要被跨越的「羞恥之牆」。耶穌在約翰福音4章1-29節 中，與井邊的婦人相遇，跨越了多重界線。那名婦人孤身一人、被社會邊緣化時，耶穌在井邊與她相遇；祂沒有行神蹟，而是以尊重相待，傾聽她的提問，給予她時間建立信任、並認出祂就是彌賽亞。這次相遇徹底改變了她，使她回到城裡宣告：「你們來看！有一個人把我素來所做的一切事都說了出來！」因此，耶穌跨越了一位在自己城裡、被迫流離且被邊緣化之人的羞恥之牆。

為尊嚴而戰

這是一場對抗歧視與偏見的掙扎。FDP承受虐待、拘捕、欺騙、監禁與操控，這些經歷使人失去人性，削弱其存在感與尊嚴。曾有一名男子失去所有財物，被迫在排水溝中生活；當被問及此事時，他回應道：「他們可以把我拒於他們的土地之外，卻無法把我與那位創造我的主隔絕。」耶穌論及上帝國度中即將臨到的公義時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門徒卻回應說：「我們什麼時候見你如此狀態呢？」(太 25:31-40)上帝的國，與「看見」的能力有關。耶穌常呼召跟隨祂的人要有能看見的眼睛——看見他人身上的上帝形象。這樣帶下盼望的服事，也使人意識到：我們抵達以先，上帝早已在那裡工作。上帝看見我們；那麼，我們又在何處、以何種方式，看見上帝的能力與同在正在世界中運行呢？

細緻地理解流離經驗

FDP的故事，交織著許多痛苦的過去、艱難的當下，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這些故事包含複雜的苦難，卻也突顯出正向特質，例如心理韌性、情緒承受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對公義的感知、堅持到底的決心，以及抵抗不義的勇氣。流離經驗的真實樣貌，充滿層次與細微差異。一群跨越邊境的FDP，或許各自出於不同動機，卻獲得某些共同的經驗。這些經驗和罪在世界中所造成的後果相互呼應，描繪出一個墮落的人類，在上帝的創造中迷失了方向。然而，聖經也一路見證上帝如何在流離處境中，帶來恩典與救贖，為自己建立國度，塑造一群屬祂的子民。許多FDP坦言，他們在聖經故事中看見了自己的身影。故此，當人們意識到上帝的旨意正在、也透過他們在世上的流離中運行時，這些流離經驗便轉化為具有救贖意義的旅程。他們不僅開始理解自己一連串的遷徙，也逐漸看見那位「行動中的上帝」——一位主動同行、持續作工的上帝。

聖經中的FDP

聖經中，各種形式的流離經驗幾乎貫穿全書。其普遍程度，甚至可說「流離」是整本聖經的一個重要主題。無論是人物、情節、敘事、歷史背景、原作者，或最初的讀者，皆是在各種「從一個地點遷移至另一個地點」的流離處境中被形塑與理解的。這一主題在新舊約中皆極為關鍵，並深刻交融在聖經敘事之內，成為一條「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推動上帝啟示的展開，以及個人、家庭與民族的轉化。其中有些流離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在壓迫、艱困、上帝的介入，以及最終得贖的宏大脈絡之下，被迫發生的遷移。本節中凡涉及流離的關鍵詞，原文皆以斜體標示。

以下是舊約中一些具代表性的被迫流離者例子：亞當與夏娃因悖逆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作為神聖的審判(創 3:23-24)。該隱在殺害弟弟亞伯後，被判處在地上流離飄蕩，失去群體關係、生活所需與安全保障(創 4:12-14)。當大洪水毀滅大地時，上帝吩咐挪亞建造方舟，使他的家人與各類活物得以存活，實際上迫使他們在水面上漂流數月之久(創 6-9)。在巴別塔事件中，人類被強制分散到全地各處(創 11:8-9)。亞伯蘭與妻子撒萊及姪子羅得，離開迦勒底的吾珥，前往未知之地，終其一生多以遊牧者的身分生活在異鄉(創 12:1-2)。他們的埃及使女夏甲為亞伯蘭生下以實瑪利，卻被撒萊趕逐，後來因家庭衝突與壓迫逃離家中(創 16:6-8)。雅各為逃避哥哥以掃的怒氣，被迫逃往哈蘭(創 28:2-5)；之後又因饑荒，舉家遷往埃及，其後代最終在新法老統治下成為奴隸(創 46:1-7)。約瑟被同父異母的兄弟賣給米甸商人為奴(創 37:23-28)，雖一度獲得尊榮地位，卻又因主人妻子的誣陷被囚入獄(創 39:16-20)。律法與先知多次強調，要愛護和款待在應許之地的外邦人：「寄居在你們那裏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 19:34)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數百年，上帝差遣摩西拯救他們，並帶領他們在曠野漂流數十年，最終前往應許之地(出 1-5)。設立逃城的律法，庇護誤殺人者，這項規定同樣適用於外邦人與寄居者(民 35、申 19、書 20)。因饑荒，拿俄米被迫遷往摩押，在那裡失去丈夫與兩個兒子，後來帶著外邦出生的媳婦路得返回以色列；而路得列在大衛王及彌賽亞家譜中(得 4:17)。掃羅作王時，大衛為躲避追殺，被迫逃亡，在外邦與敵對部族中藏身(撒上 21-26)。大衛在多次為躲避掃羅、逃離其出於嫉妒與恐懼的追殺時，唱詩宣告他要投靠上帝、以祂為避難所(詩 7:1；11:1；16:1；31:1；46:1等)。詩人也曾回顧「當時，我們人丁有限，數目稀少，在那地寄居。我們從這邦遊到那邦，從這國去到另一民族⋯⋯」(詩 105:12-14)。亦有寄居者參與建造耶路撒冷聖殿(代上 22:1-2)；所羅門王曾統計國中的寄居者人口，並指派他們服勞役(代下 2:17-18)。主前 722 年，北國以色列十個支派被亞述帝國攻擊並擄走(王下 17:5-6)。其後，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城與聖殿被毀，猶大人被放逐至巴比倫，直到波斯帝國興起才得以歸回(王下 25:11、耶 52:28-30)。這段被擄的經驗，是猶太歷史中極其關鍵的事件，深刻形塑了他們的身分、典籍與神學。

舊約先知多半是在以色列境內四處行走。撒母耳往返於拉瑪──他居住並審判以色列的地方──以及其他重要地點之間，例如示羅，在耶路撒冷聖殿建成之前，約櫃曾安放於此。以賽亞的先知事奉主要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向猶大百姓及周邊列國發言；而耶利米卻經歷了被迫遷徙──他先被丟進淤泥水牢，之後又在基大利(由巴比倫所立的省長)遭暗殺後，因猶大叛民懼怕報復而被強行帶往埃及(耶 38:6)。以西結的事奉則是在被擄至巴比倫期間展開的(結 1:2、王下 24:10-18)。約拿的行程最為戲劇化：當上帝差遣他前往尼尼微時，他卻反向逃往他施，最終在一連串超自然的介入中被迫改變方向，使這位不情願的先知帶領整座城市悔改復興(拿 1-3)。所有先知的事奉都必須與不同支派和族群互動，面對敵意，並在錯綜複雜的地理、文化與政治處境中，傳遞上帝所託付的艱難信息。

被迫流離的主題同樣清楚呈現在新約之中，特別是當我們意識到，耶穌在地上的事奉與初代教會皆是在羅馬帝國的背景下展開。耶穌的誕生發生於凱撒奧古斯都下令人口普查之時，這迫使其父母返回家鄉伯利恆(路 2:1-3)。不久後，耶穌出生，約瑟在夢中被警告，要帶著馬利亞與嬰孩耶穌逃往埃及，好躲避希律屠殺伯利恆嬰孩的命令；他們以難民身分寄居鄰國，直到希律過世(太 2:13-15)。福音書多次直接或間接地挑戰羅馬帝國對權力與經濟秩序的理解，而耶穌最終被羅馬官員錯判、釘十字架處死。耶穌被描繪為真正且長存的和平使者，與羅馬所宣稱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恰恰相反。

除約翰外，所有耶穌的門徒幾乎都因信仰遭逼迫而殉道；那些四散的人，走到何處都宣講福音(徒 8:4)。福音在第一世紀的擴展，很大一部分正是透過被迫分散的信徒完成的，例如安提阿的信徒首次被稱為「基督徒」(徒 11:26)。使徒彼得在羅馬受審期間，寫信給分散在羅馬統治下的少數族群(彼前 1:1)。雅各書則寫給「散居在列國中的」猶太人(雅 1:1)。使徒保羅本身就是散居猶太人的後代，他的事奉與書信，皆是在長途奔波的旅程完成的，當中歷經衝突、逼迫、船難、逮捕與監禁，最終他在羅馬殉道。他在強大的反對勢力與極高的個人代價之下，仍堅定且有韌性地傳揚福音。若不將使徒保羅視為散居猶太人的後代，便無法真正理解他早年對承襲而來之信仰所懷抱的錯置熱忱，以及他與復活基督的戲劇化相遇，是如何深刻塑造了他的生命、事奉與書信。他寫給分散各地新興教會的書信，必須以散居處境來閱讀與詮釋，因為這些初代基督徒生活在帝國體制下，是受逼迫和缺乏政經權力的少數族群。新約最後一卷《啟示錄》，則是在作者約翰被強制流亡至羅馬流放地拔摩海島時寫成。約翰勉勵那些被迫流離的讀者，拒絕皇帝崇拜，至死都要持守信仰，深知基督再來時必為他們伸冤(啟 7:9)。

神學主題

「流離」是宣教觀念中的核心，也指明了上帝建立祂教會的方式。被迫流離顯明了上帝在苦難與試煉中施行救贖的屬性。正如聖經在不同層次中鋪陳各樣的流離經驗，同時也將多項關鍵的神學教義與「流離」此一概念緊密相連。這意味著，應以「動態」(Motile)的角度來理解基督教教義。與FDP特別相關的主題包括：接待(Hospitality)、整全的平安(Shalom)、流亡、歸回、對陌生人的愛、記念、哀傷、哀歌、受苦與盼望。本節不僅指出數個與流離密切相關的重要基督教神學主題，也主張：對流離的理解，根植於信仰的核心教義之中。

流離的不同面向有助於形塑重要的神學主題。人類墮落與被逐出伊甸園，奠定了「人類作為行動中的存在」這項核心神學基礎；對亞伯拉罕等先祖發出「踏上旅程」的呼召，凸顯了信心所扮演的角色；出埃及、逃離埃及的經驗，則引入了盟約身分的建構——這身分建立在對上帝過去供應的記憶、對未來應許的盼望，以及在當下處境中持續掙扎與行走的現實之上。這正貼切描繪了當代FDP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被擄至巴比倫與亞述的記載，進一步揭示了上帝子民在需要回歸時，其生命與身分的脆弱性。耶穌以「這世上的陌生人」身分降臨，使救贖變為可能；祂從天而降，來到地上，甚至短暫地以難民身分寄居埃及。藉著耶穌所展開的救恩軌跡，為門徒提供了一個榜樣——在世上活出寄居者與外族人的生命樣式。使徒彼得在晚年仍掙扎於早年的生命重擔與多次流離的重量；而保羅作為散居猶太人，其一生與事奉則以不斷的遷移作為標記。基督的跟隨者與所有流離者相同，蒙召在這世上如同異鄉人而活，懷抱對將來世界的末日異象。「流離」的概念位居一切宣教行動的核心，也是理解上帝在世上使命的關鍵。以下將提出六個簡要的神學框架，可以大大幫助我們發展一套回應FDP的宣教學：

行動中的上帝

「上帝在運行」以及「運行中的上帝」這一觀念，是理解三位一體並具宣教性的上帝之基礎。¹³這是一種用來認識上帝主權性統治，以及祂在我們生命中與世界上持續動工的方式。這使聖經中的上帝成為一位活生生並持續在工作的上帝，不同於那些毫無生氣、無法行動，需要被信徒抬來抬去的偶像(耶 10:5)。這種「運行中的上帝」的觀念，使神靈具備愛人與建立關係的能力，也因此影響受造界與創造主之間的相交。身為上帝的兒子，耶穌行動的方式是取了人的樣式——祂降卑自己、傾倒自己，滿有憐憫，並在苦難中為墮落的人類帶來救贖。此外，上帝建立祂國度的方式，往往是透過使祂的子民分散與被迫遷移，將他們帶往世界各地。

「行動中的上帝」是服事全球 FDP的起點。除了前述面向，我們也在上帝被描繪為尋找失喪與分散羊群的好牧人、將羊群帶回並醫治傷者時，清楚看見上帝的行動(結 34:11-12、路 15:4)。同樣地，在細心尋找失落銀錢的婦人身上(路 15:8)，以及奔跑迎接、恢復浪子身分的父親身上(路 15:20)，我們也看見上帝主動的作為。又如好撒瑪利亞人，為落入強盜之手的傷者包紮傷口、將他送到安全之處，並支付後續的醫療費用(路 10:33-35)。最後，還有基督自己——祂取了奴僕的形象，甚至成為一位被迫流離的僕人。道成肉身可被理解為一種神聖的「流離失所」，基督從天降世，實現救恩(腓 2:5-8)。

其中一些畫面，隱含著歡慶，呈現出從哀傷與悲慟，走向喜樂與感恩的轉變。這些畫面強調了「一切的行動，都是為了神聖的恢復」。上帝愛這個世界，並透過建立一個屬祂的群體、確立祂的神聖國度，來推動世界的轉化。宣教學者安德魯・沃爾斯(Andrew Walls)指出，在聖經中上帝使用遷移，有時是非自願且帶有懲戒性的，有時則是出於自願、為盼望所驅動的；然而，這兩種移動本質上都具有救贖意義。¹⁴流離失所因著與上帝的使命和旨意緊密相連，故是一種帶著救贖的移動。上帝正走向萬民，也呼召人朝向祂而行。流離失所使人進入上帝的行動軌跡之中，展開一段人生方向不斷被重新調整的旅程。上帝使命與旨意的規則，本身就是一種「移動」：悔改並跟隨。悔改意味著改變方向，而跟隨基督的人則是按著祂先行的腳步而行——去愛、去服事、去呼召，並一同慶賀歸家的時刻。

三一神

基督教神學中對三一神的理解，使「群體性」與「共同體」變為可能。三一論突顯神活著且是互相有關係的存在。在流離失所的處境中，以下幾項三一神學的核心原則，對宣教與牧養特別重要：(一)只有一位神，卻有三個位格；上帝並非由複雜的部分所組成的；(二)上帝始終是三位一體中的主體——父、子、聖靈，三個位格皆是完全、整全、具有行動力的；(三)三一神的作為始終是一體的，從不與彼此或與受造界競爭；(四)神始終是幫助我們的神。

這些原則提醒我們：在流離失所的處境中，沒有任何情況對上帝而言是過於複雜或不可能的。三一神在差異與破碎之中作了示範，人仍能一同找到整全性、生命與群體。在《創世記》中，我們已看見三一神的工作：上帝看見、呼召、分開、塑造、安置、創造、祝福……而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 1:2)。我們在《約翰福音》1章2-3節中也讀到：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無論是否直接以「三一神」稱呼祂，創造敘事都確立了有一位神在和諧中創造世界與人類。

這類三一論的原則，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在持續活出信仰和宣講信仰的歷程中，逐步體會與領悟的。¹⁵三一神所彰顯的「獨一性」，並不是來自分工或分割，而是源於三個位格之間運行流動、彼此互住，在完全的和諧中運行。當中既沒有結盟關係，也不是三神論；而是一種完全的共融，在三者之間彼此相屬、彼此有關聯。在創造之工中，三一神的樣貌清楚可見：當其中一個位格行動時，另外兩個也同時完全臨在，沒有任何一位是單獨行事的。耶穌說，他自己主動順服父的命令(約 10:18)，並宣告他與父原為一(約 10:30)。父的旨意與工作，藉著子展開，並由聖靈完成。

即便在《創世記》極為多樣、複雜的創造中，三一神已在其中運行，使萬有得以維繫，將對立與差異連結在一起。三一神這樣聖潔的群體，成為人類家庭的典範。然而，在墮落之後、在被迫流離的處境中，人發出如詩篇 22 篇的呼喊：「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不應允我的呼求？」——此時，對被迫流離者而言，上帝是誰？他們又在哪裡看見上帝的作為？

與三一神的奧祕相比，被迫流離的挑戰顯得微不足道。三一神內部的差異，遠遠超過任何流離失所的差異。三一神為我們提供一張「地圖」，使人能跨越界線、超越不可測的差異。上帝超越世界、又進入世界；祂也內住在每個被迫流離者所身處之地——沒有任何地方太低、太高、太黑暗，或太遙遠，以致上帝的同在無法臨到。黑暗與光明，在上帝看來都是一樣的(詩 139)。三一神將這些對立面連結在一起，使不可能變為可能。

上帝的形象

自創造之初，上帝的形象就與人類同在。上帝將祂的形象嵌入每一個人之中，藉此確立人的價值、尊嚴與身分。對流離失所者而言，當他們失去一切，上帝的形象往往成為他們與創造主之間唯一仍存的連結。上帝的形象之所以是人的核心，是因那使人仍保有身分感與歸屬感。在上帝按祂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前(創 1:26)，世界是空虛混沌的(創 1:2)。在這片虛無之中，上帝開始一步步安置受造界的各樣結構，最後，祂創造了人類，使人按著上帝的形象與樣式而造。這「上帝的形象」成為整個創造的冠冕，賦予男人與女人一個關鍵而不可或缺的根基，使他們能在世界中找到生命的意義，並與上帝建立真實的團契。¹⁶耶穌指出，律法的核心在於愛上帝，並且愛人如己(可 12:29-31)；同樣地，「上帝的形象」正是創造的核心與本質。

正如「上帝的形象」具有其核心而根本的結構性意涵，同時也包含代表性與關係性的理解。這樣的理解強調，男人與女人受造，是為了與彼此建立群體關係，並與上帝同在。人的整全合一，正是根源於上帝的形象；而這形象又源自上帝本身的合一——那位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 1:26)的上帝。¹⁷卡爾・巴特(Karl Barth)指出：「上帝的形象並不在於人是什麼，或人做了什麼；而在於人本身就是上帝的創造。若不是照著上帝的形象被造，人就不為人。人正因為有上帝的形象，才被稱為人。」¹⁸既然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與樣式被造，人便成為那位看不見的上帝在世上的代表。這形象透過行動與功能展現出來，使人能夠代表上帝。上帝的形象使人成為一個整全的人，具備完全的能力來承擔這樣的角色，而不需在身體與靈性之間作出任何區分。

然而，在墮落之後，上帝的形象遭到扭曲，人類被驅離、被放逐，離開與上帝同住的家(創 2:23-24)。自此，人類失去了使生命完整與安息的根基。墮落的結果，是無止境的尋覓與漂泊，是殺戮、暴力、驚駭與恐懼，彷彿只有一場大洪水能帶來潔淨，除去受造物。¹⁹聖經敘事記錄了一次次的流離，人類成為無家可歸的局外人——這與今日許多人的流離經驗並無二致。

儘管上帝的形象破碎了，卻未曾消失；那是人在無數次流離中，唯一與之同行的事物。正因如此，上帝的形象仍持續將人與創造主連結在一起。許多失去過往生活的流離者會問：「我現在是誰？」、「我接下來要去哪裡？」——這些問題，都與上帝的形象密切相關。當原有的生活結構、家庭與社群消失後，人如何重建生命、尋得新的群體？特別是在被迫流離的情境中，失落、悲傷與不公義的感受格外強烈。上帝的形象是身分更新、情緒健康與生命整全的關鍵；也是在基督裡新造人類的種子(約 12:44-45、西 1:13-15)。因此，流離失所者成為承載上帝恩典與救贖計畫的重要器皿與代表。上帝的形象如同三一神，也是在一個充滿流離者的世界中，進行使命性互動的基石。

上帝的同在

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使男人與女人進入世界。然而，他們既是照著上帝的形象受造，被逐出的同時，也將上帝的同在一併帶入世界。這最初的放逐，本身就蘊含著一個應許——上帝在世上的供應與看顧。約瑟被賣為奴時，上帝與他同在(徒 7:9)；百姓行經曠野時，上帝也住在他們中間(出 29:45；40:34、賽 63:11,14)。這神聖的同在引導、供應、安慰人心，使人得享安息，並帶來盼望與勇氣；帶來祝福，使屬天的平安、保護與眷顧變為可能。正如亞伯拉罕因著上帝的應許踏上旅程，信徒也因耶穌基督這個相同的應許與同在而有盼望(來 6:13-15,18)。流離失所往往使人難以察覺上帝的同在，但上帝從未離棄被迫流離的人。藉著道成肉身，耶穌以「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的身分住在人間；上帝藉此進入人類的苦難之中，與一切受苦的處境同在。當我們在被迫流離的處境中談論上帝的同在，意指上帝看見、聽見並且關懷——即便是孤身在異鄉、流落曠野、受困於海上，或被囚禁的人。

在《馬太福音》第25章，耶穌在地上服事將近尾聲時，祂說明自己即將再來，也指出進入天國的關鍵在於「看見」。我們是否能在有需要的人、陌生人、病患與囚犯臉上看見上帝？在一個充滿被迫流離的世界中服事，就是在被打發到我們當中、既是陌生人也是鄰舍的人身上，看見上帝的同在。上帝看見、聽見並且關懷他們——但我們是否同樣看見並聽見上帝的心意？我們是否真正跟隨並活出這些信仰的核心元素？或許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與上帝同在的機會；同樣地，在某些時刻，單單「陪伴」一個人，本身就極其寶貴。上帝的同在，是我們理解上帝供應、十字架在生命中的意義之根基。若我們在饒恕仇敵、或與不同於我們的陌生人建立關係時感到困難，或許正需要重新省思我們對上帝同在、三一神，以及上帝形象的理解。

上帝的使命

貫穿整本聖經的「上帝的使命」，是透過流離失所而展開的：首先是上帝之子的降生，其次是上帝子民的遷徙與分散。流離失所不只是一種例外，或是需要被「解決」的危機，而是上帝所揀選來塑造祂子民並建立祂國度的方式。自從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之後，上帝的救贖計畫由始至終包含陌生人與萬國萬民。因此，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祂的心為著世界各地的人而跳動。

以利亞與以利沙的事奉皆清楚顯明了這樣的心意——他們服事的對象包括外邦的寡婦與痲瘋病人乃縵，兩人都不屬於以色列民族。從一開始，上帝的計畫就是要使萬國回轉歸向祂。這是一個跳脫框架、超越大多數人想像的使命。上帝藉著耶穌所展開的使命，並非儘管情況困難但一切照常進行，而是從一開始就遭到強烈反對(路4:28-30)。耶穌以撒種的比喻來闡述天國的本質(太 13:3-9)，這個意象本身便喚起了分散與流離的圖像。換言之，流離失所正是建造上帝國度的藍圖。在走向十字架的旅程中，耶穌「決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路 9:51)，進一步確立祂進入世界的使命軌跡。上帝的計畫也界定了我們的使命：愛神、愛人(利 19:33)。當上帝走向萬國時，祂也呼召人轉向祂自己。因此，流離失所本身就是一場宣教性的運動。亞伯拉罕在不知前路的情況下回應上帝的呼召而出發(創 12:1、來 11:8)，並在過程中學習到，信心的旅程是賦予生命的。上帝透過流離失所，引導人進入一段充滿交會與改變方向的旅程。

保羅的宣教旅程同樣始於流離失所(徒 9:23-30)，而「被迫遷移」也是他在亞基帕王面前申辯時的重要經驗(徒 26)。保羅多次提及自己為著上帝的使命，在列國之間奔走遷移(羅 1:1-6)，並將流離與艱難視為上帝推進使命的方式(林前 16:3-12)。保羅以這樣的方式逐步形塑出「宣教與人的流動性本就是彼此相連的」的理解。保羅將基督徒描繪成在凱旋遊行中的俘虜意象，表明我們被納入上帝國度中的宣教行動與整體計畫之中(林後 2:14-17)。伴隨流離而來的困境，反而更加突顯上帝如何在各樣處境中跨越一切障礙，並完成祂的使命。面對指控，保羅顛覆世人對「成功宣教」的想像，強調上帝如何在軟弱中彰顯那超乎尋常的恩典——正如他自己從大馬士革逃離、被迫流亡的經歷(林後 11:30-33)。

接待

在新約中，「接待」與「好客」的希臘文分別是 Philoxenia 與 Philoxenos，其字根意義為「愛陌生人或外邦人」。這提醒我們另一個今日常見、卻意義相反的詞——Xenophobia，意指「懼怕陌生人或外邦人」。聖經所教導的接待，並非只對朋友、家人，或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表現友善。聖經中的接待並非是單單對「自己人」慷慨和仁慈。耶穌挑戰我們：「你準備午飯或晚餐，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免得他們回請你，你就得了報答。」(路14:12)

在同一卷福音書的前述段落中，耶穌透過「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回應律法師的提問：「誰是我的鄰舍呢？」(路10:29)。故事結尾，耶穌反問：「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那人的鄰舍呢？」律法師回答：「是憐憫他的。」耶穌便說：「你去，照樣做吧！」(路 10:36-37)實際上，這等同是在說：「去吧，像那位好撒馬利亞人一樣，憐憫並愛那些並非屬於你族群的人。」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具顛覆性的教導。從新約其他經文(如約翰福音 4 章)可見，猶太人與撒馬利亞人之間存在深刻的族群與宗教張力。耶穌何以用一個冗長、甚至令人感到冒犯、抵觸的故事，來回答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誰是我的鄰舍呢？」或許祂是在指出：你的鄰舍，就是那個向你施憐憫的人，而他的族群、宗教或政治背景並不重要。關鍵在於，耶穌呼召我們「照樣做」，去向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施憐憫。這正是被迫流離失所議題中的核心，因為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就是被接納，並接納他人。

沙龍(Shalom)

「沙龍」是救贖的核心主題之一，涵蓋完整、健全、和諧與生命被成全的狀態。沙龍雖常被翻譯為「平安」，但其實是指向上帝祝福所帶來的正向結果，描繪一個安全、可安身立命的處境，同時也包含對社會中其他人的責任。今日世界中，多數流離者所尋求的，正是安全而平靜的生活；因此，他們的需要與聖經中對沙龍的描繪高度契合。沙龍指的是一個人因連結於上帝的應許而擁有的狀態。身為寄居者的亞伯拉罕、以撒與雅各，在艱難處境中始終緊抓盟約的應許(創 15:12-21；28:18-22；44:17)。約拿單與大衛之間長久的友誼，不僅保障了大衛的安全，也承載了上帝對大衛後裔的應許(撒上 20:7,13,21)。沙龍所指的是上帝的祝福、保護、安全通行、避難之所與未來的盼望，同時也帶有「行義得福」的意涵，提醒人承擔行走在上帝道路上的責任。換言之，沙龍既描述上帝子民所領受的應許與祝福，也界定他們在上帝應許與祝福中應作出的行動。

聖經中「沙龍」最主要的用法，指向「平安之約」，提醒我們：上帝才是平安的源頭。詩篇 4章9節、122章7節與 147章14節提到上帝所賜的安全、保障與拯救。許多詩篇雖未直接使用「沙龍」一詞，卻透過「避難所」的意象深化了平安的概念(如詩 4:8；29:11；35:27；120:6)。這些經文提醒我們，上帝始終與祂的子民緊密連結，帶領他們走向平安穩妥之地。沙龍提供一個可安歇、可避難的所在，同時承載著對於責任的期待。聖經中對沙龍的使用，往往關乎正直的生活，凸顯人在上帝國度關係中所承擔的責任。在詩篇 34章8-14節中，詩人讚美上帝是避難所，也呼籲讀者：「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那些因正直生活而經歷沙龍的人，也在建造上帝國度中，被呼召承擔積極且重要的責任。

以賽亞預言「和平的君」將帶來新秩序，並以受苦僕人的身分承擔罪孽，為眾人帶來真正的平安與健全(賽 9:6；53:5)。先知們進一步發展沙龍的雙重面向——所賜下的祝福，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上帝呼召被擄之民在所處之地活出信仰：「建造房屋……開墾田園……娶妻生兒養女……為那城求平安」(耶 29:5-7)。這樣的呼召避免自我隔離，促進融入，並對接待的社群帶來長遠影響。先知清楚指出，他們在巴比倫的平安與未來盼望，正是上帝沙龍計畫的一部分(耶 29:11)。

當代社會中，強迫遷移對整體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兩極化與混亂，更凸顯在強迫遷移的處境中理解沙龍的重要性。沙龍意味著一種關乎未來盼望的平安。聖經中的「被擄」經驗，不僅涉及失去與流離，也包含努力融入、克服孤獨的過程。同樣地，沙龍的建立，反映的是一個彼此倚賴的群體──由在地居民與外來者共同組成──他們所投入的，不只是下一次該分發或領取什麼資源，而是對彼此生命與共同未來的真實承擔。凡有沙龍的地方，便能看見一個以彼此理解與相互付出為特徵的群體，而沙龍的祝福就像黏合磚頭的灰泥一般，將這個群體緊密連結在一起。在這樣的群體中，雙方能互相理解觀點；這是一種被擴展的視野，不僅看見自身的需要，也能顧念他人的處境。到了新約中，沙龍所帶來的救贖益處更加清晰。耶穌應許以平安取代膽怯(約 14:27)，並呼召我們在他人的身上看見基督(太 25:37-40)。這是一種屬天的視野，如同沙龍一樣，塑造人如何作出倫理與道德的抉擇。最終，基督的十字架為所有人應許了一個平安與永恆保障的所在。

在FDP中的有效服事

上帝呼召教會參與賦予生命的使命與事奉。在FDP的處境中，這樣的事奉能夠建立韌性，並帶來盼望。所謂「韌性」，指人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仍有重振旗鼓與復原的能力；這是一種蘊含在性格中的力量，使人能克服脆弱與依賴，重新恢復成一位正常生活的人。至於盼望則給予人對未來不朽的信心，是信心的結果。這也是為何許多 FDP 會緊緊抓住禱告與信仰。

2012 年 12 月，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縮寫為UNHCR)舉辦了「信仰與保護對話」(Dialogue on Faith and Protection)，指出信仰群體在 FDP 生命中扮演關鍵角色。信仰領袖具備的道德公信力，能在難民與接收社群之間形塑正向態度；對於作出明智決策，並在 FDP的生命中帶來長久而實質的改變，信仰領袖至關重要。高級專員在總結中指出：「對於絕大多數離鄉背井的人而言，幾乎沒有什麼事比信仰更有力量，能幫助他們面對恐懼、失落、分離與赤貧。信仰是盼望與韌性的核心。」²⁰

對基督徒而言，韌性與盼望源於基督，並且滋養FDP生命中的整全性與福祉。它們如同從主而出的生命泉源(珥 3:18)，以及生命昌盛與無盡的應許(賽 58:11)。對 FDP來說，韌性就像一口生命之井，而基督的盼望注滿這口井。這些在被迫流離失所者中所進行的事工，是透過上帝在基督裡的新創造而來的具體表顯，彰顯並培育了他們的信、望、愛。教會不僅需要這樣的事奉，也需要像 FDP這樣渴慕上帝生命泉水的人(啟21:6)，他們同時也是站在信仰前線、擁有第一手經驗的見證者。以下列出在 FDP中服事時幾項重要的實務考量。

建立信任與尊重的關係

FDP每天都面對大量實際且迫切的需要與挑戰，包括攸關生存的事務，如住處與食物。一旦這些需求未被滿足，往往會迅速演變為重大危機，甚至危及生命。面對如此龐大的需要，人很容易感到不堪負荷。同時，FDP也經歷一場「靈魂的危機」——關於身分、安全感與歸屬感的問題：我是誰？我在哪裡才安全？我該如何融入？流離失所將這些深層問題推向人心最深處，而最合適的回應方式，是在信任與尊重之上建立關係。因此，有效的服事不只是「提供資源」的交易行為，更是一種關係上的同行。對FDP而言，信任是一種選擇，決定他們是否、以及如何與他人互動；信任本身就是互動的指標。多數 FDP的信任早已被侵蝕，取而代之的是疑心。相對地，當他人真誠地關心他們、重視他們的需要與處境時，FDP會感受到被尊重。有效的服事是以耶穌為榜樣——祂不僅揀選門徒，也允許門徒選擇如何與祂互動。這超越了單向的付出，為信任打開一扇門。信任是在日常同行中，透過一次次修復關係而逐步建立的，正如三一神之間彼此相屬的關係所展現的。

關係導向的服事，是跟隨耶穌道成肉身的榜樣，以及祂應許與門徒同行的承諾。在 FDP中，這樣的服事體現在花時間探訪、聆聽、陪伴，並一同分享生活。當信徒以基督的同在來陪伴 FDP，這樣的互動成了信心與生命轉化的基礎。這不只是交易，而是面對面、日復一日地交心分享基督，並往往無需言語。建立在信任與尊重之上的關係服事，根植於上帝的形象、同在，以及平安。這些正是每個人建立身分、安全感與歸屬感所需的基石。信任與尊重的關係，是FDP更新生命、回應信仰，以及結出果子的事奉之前提。

創傷知情的服事

所謂創傷知情的服事，是承認創傷對 FDP在身體、社交、情緒與靈性層面的長期影響。創傷是一種嚴重的傷害或衝擊，會引發反覆湧現的記憶、惡夢，以及持續干擾日常生活與工作。可以想見，全球過半、甚至多數 FDP都曾經歷創傷，從他們失眠、作惡夢、記憶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疲勞、焦慮、憂鬱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中清晰可見。庇護制度中的拘留措施，往往只會加劇這些影響；與移民官員、警察、民兵或幫派持續接觸，也可能不斷觸發創傷反應。創傷不僅使人更容易再次受傷，也可能將傷害轉嫁給他人。因此，對 FDP的服事必須理解創傷的本質，並將福音的光與生命帶入其中。同時，也需要善用在地專業資源與社群，一同回應創傷議題。²¹

「醫治小組」是創傷知情服事的具體實踐之一，透過陪伴，協助人走上創傷復原之路。在一系列有規劃的聚會中，小組共同面對深刻且重要的提問，例如：「如果上帝愛我，為何我會受這樣的苦？」、「我心裡的傷如何得醫治？」、「我該如何好好哀傷？」、「什麼事能減輕我的痛苦？」、「我如何饒恕？」這樣的服事幫助 FDP明白，他們並不孤單，恢復正常生活是有可能的。

醫治小組並非要取代專業治療，而是發揮信仰群體的力量，讓彼此坦誠分享重擔、彼此聆聽與安慰。此小組將創傷醫治視為一段旅程，而非一套制式方案。帶領者本身已面對並處理過自己的創傷，也接受過相關訓練。常言道：「受傷的人會傷人。」同樣地，也可以說：「得醫治的人，能透過分享自己的復原歷程，成為他人的醫治。」

醫治小組逐步建立信任，使人再次感到安全，能夠敞開心扉分享而不懼怕被論斷。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小組逐漸成形，人們開始重新感覺良好。破碎是生命的一部分，但上帝在我們受傷時特別靠近我們(詩 34:18、羅 8:19-22)。這樣的群體能引導人重新經驗被愛的感受，並在上帝眼中重新看見自己的寶貴價值(羅 8:35, 38-39)。

許多 FDP已經學會忽略創傷，因此其普遍程度難以估計。「活下去」變為優先事項。然而，忽視創傷無法幫助人面對流離失所的挑戰，反而會使情況隨時間惡化。一位婦女曾分享：「在參加醫治小組之前，我很迷惘，甚至不在乎孩子。他們在營地裡跑來跑去，我也無動於衷。有一天，我在煮飯，把水放在火堆上，但我忘了。我的其中一個孩子走進廚房，突然間，我聽見尖叫聲——孩子被滾水燙傷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罪惡感中。創傷醫治幫助我重新成為一個母親。」

創傷使關係變得困難。許多受創的人會把他人、甚至上帝，視為敵人；他們既無法接受愛與關懷，也難以表露同樣的情感。在營地或城市中，創傷中的 FDP常經歷充滿張力的關係。孩子無法像個孩子，反而被迫承擔起成人的角色。同樣地，父母也在掙扎之中，而身處全新的文化環境，更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各樣需要。許多 FDP來自的榮辱文化背景，使創傷醫治更加複雜。許多男性反覆回想過去擁有尊嚴與地位的生活，並刻意忽略貶低自己身分的經歷。一位曾在知名國際醫療機構任職的醫師，如今失業、住在難民營中，只能緊握著過去工作的照片——那是他失去社會地位、財富、產業與家庭的見證。

男女性原本的角色與社會地位同時被顛覆與剝奪。許多男性無法再承擔家庭的重責大任，轉而把養家和照顧的重擔留給妻子與孩子。男性所經歷的失落感，往往引發衝突，甚至演變成家暴或離婚，進一步導致孩子受到創傷。有些男性因無法承受「無力照顧家庭」的羞愧，而選擇離開妻子。長時間等待工作機會，使憂鬱情緒蔓延，極端情況下甚至走向自殺，讓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為求生存的掙扎，可能將人推向絕望，原有的道德與倫理判斷逐漸瓦解，並在不斷變動的處境與世界觀中變得混亂而失真。

亞伯拉罕在異鄉、承受壓力時，也曾因恐懼而說謊(創 12:15-16)。如同今日許多 FDP，他脆弱、無助，最終被逐出當地，生存成為首要考量。然而，上帝並未棄絕他，反而仍然賜福。FDP也常被視為「不合法或不被承認的存在」，無法接受教育、沒有工作機會，甚至無法安葬親人，這層層疊加的創傷不容忽視。基督徒家庭中也可能出現家暴與虐待；基督徒婦女為養家而落入性剝削，青年則可能因看不見其他出路而走向極端。這些都是創傷的後果，事奉者必須看見、理解，並有能力回應。創傷知情的服事帶下基督的盼望，成為上帝的心與手，將情緒穩定、修復與醫治帶進FDP的生命。

在一座難民營中，參與創傷醫治事工的人，在經歷醫治後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性，並開始建立一個帶著醫治的社群。他們決定打破沉默與羞愧的枷鎖，不再被創傷的痛苦吞噬，重新發現自尊與價值，明白自己不需為現況負責，也不被當下處境所定義。他們一步一步學習彼此扶持、共同生存，明白「團結力量大」。這群人後來成立了一個組織，透過醫治小組，已服事超過 600位難民，包括長者與身心障礙者。他們的行動，正是逆境中韌性的具體見證。

以社群與彼此互惠為核心的全人關懷取向

所謂「全人關懷取向」，是指認真看待FDP的處境與需要，涵蓋身分認同、安全感至歸屬感，也包括人生目的與能力發展。²²總體而言，全人事工是以基督為中心，並奠基於前文所討論的沙龍、接待與上帝同在的神學基礎。全人關懷取向為生命的重建與復原奠定穩固的基礎，使人的生命能逐步回到豐盛的狀態。全人關懷同時重視「群體」的力量，因為社群能打破許多 FDP所經歷的孤立與隔絕。群體的核心是「被接納」與「接納他人」的雙向需要。正如前文提及、以社群為基礎的創傷療癒小組，具備接納能力的社群對培養韌性至關重要。分享生命故事能使人彼此連結，也讓人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社群觀能有效減輕被迫遷移所帶來的孤獨，特別是在受到創傷之後。

此外，FDP往往承受集體創傷。集體創傷是一種長時間存在、由整個群體共同經歷的創傷，需要在社群中進行集體醫治。社群能打破沉默，而打破沉默正是療癒旅程中極為關鍵的一步。在沉默中，FDP容易聽見黑暗的聲音，這些聲音助長痛苦，並引發嫉妒、怨恨、憤怒，甚至渴望進行報復。當教會向 FDP敞開群體，就是在實踐彼此相愛，也是向陌生人展現接待。若要真正認識FDP並且愛他們，教會必須主動邀請他們、傾聽其故事，並理解其處境，同時也協助他們理解我們的文化與環境。這樣的互動，不可能只依賴主日聚會，而是需要刻意預備時間和空間。這些群體聚會能深化「韌性的泉源」，並把 FDP視為充滿洞見的「在地夥伴」，而不是威脅、問題或研究案例。在這樣的社群中，FDP是自身經驗的專家，也往往能提出真正可行的解方。

在難民營中，結合地方教會社群所推動的創傷療癒事工，之所以能帶來顯著果效，並非因為有外來專家進駐、試圖「修復」情緒危機，而是因為地方教會與難民本身成為夥伴，一同學習看上帝所看見的事。這些事工在實務層面帶來極為正面的成果，甚至超出預期；在理論與宣教層面，則展現了跨宗教對話與跨文化學習的可能性。這些交流成為彼此進入對方世界的入口，在彼此敞開中分享生命旅程與盼望。

全人關懷事工也會刻意尋找方式，肯定一個人生命中的目的。FDP不只是「有需要的人」，即使在幾乎一無所有的情況下，他們仍帶來各樣資源與能力。他們渴望重新掌握人生、照顧家庭、恢復尊嚴，並再次建立關係。他們並非如外界想像，只期待救濟或施捨；相反地，他們迫切地希望培養新生活所需的能力，不論是語言、技能或專業資格，好讓自己得以真正立足與發展。

在被迫遷移的處境中，一切都很陌生且快速改變，需要時間學習並適應。多數 FDP曾遭剝削，例如：付出大量勞力卻領取極低薪資，甚至分文未得。教會能在難民營、城市或重新安置的國家中，協助 FDP了解勞動法規與相關程序，從而保護他們免於剝削。新來的人需要知道哪些行為是被允許的、哪些不是，這能幫助他們避免誤觸法律。一位甫獲庇護的難民曾坦言：「我無法只停留在同一個群體中，因為有些對話缺乏建設性。雖然與外表、語言相似的人來往很重要，但我發現自己也需要找到一個在地社群，幫助我真正融入社會。」

最後，全人關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承認事工的「雙向性」。正如以陌生人身分前來的人，接待社群同樣需要放下偏見、經歷醫治。彼此互惠，並且雙方都經歷醫治的事工，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在這樣的模式中，被迫遷移者本身也參與事工。曾有一個地方青年團契，發展出每週一次、與難民青年共餐與服事的行動。數月後，帶領者反思說：「我們起初以為自己是在幫助他們，卻發現其實他們給予我們的更多。」這樣的事工不只是利益交換，而是出於彼此欣賞、看重對方所帶來貢獻的互惠關係。

然而，現實中，事工中的彼此互惠常在無意間被某些援助與計劃所阻斷，因為這些作法忽視了 FDP在建立自身韌性過程中的主體角色，使 FDP被去人性化，感到失去尊嚴、毫無價值。相反地，此事工必須願意付出時間，傾聽他們的故事，並尋求他們的智慧。教會群體能為 FDP創造分享生命故事的空間，讓願意傾聽的人一同把痛苦帶到上帝這位醫治者面前。這樣的群體，能提供一個安全而穩定的場所，承載上帝的沙龍。

FDP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也極具韌性與創造力，教會必須向他們學習。若有人能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存活下來，只要給予適當支持，他們能成就更多。FDP並非懶惰或毫無價值；他們只是受到創傷與遷移影響的普通人，而創傷是可以被醫治的。即使某些傷痕永遠不會消失，他們仍能重新學習、再次成長，也能逐漸看見：在痛苦之中，上帝仍在工作。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本身就是難民，她如此見證：「在離開母國前，我有夢想，大學文憑使我站在人生顛峰。成為難民之後，我變得不顯眼、毫無特別之處，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連盼望也失去。我需要有人提醒我，我不只是受害者。上帝想使用我，但當時我無法理解祂要如何做到。有人鼓勵我一步步向前走，然後上帝真的顯現了。經過多年的重新學習，我再次找回生命的目的，也明白自己不只是受害者。如今，我能為仍停留在三十年前、和我相同處境的人發聲。教會也能為千千萬萬的人如此行，一次陪伴一個生命。」

合作與倡議

教會是被迫遷移處境中的在地行動者，擁有獨特的機會與責任來服事 FDP。然而，他們所面對的需要，遠超過任何單一事工或組織所能承擔，因此，與他人合作極其重要。FDP需要的不僅是物質援助，事工必須優先重視關係，並培育具備牧養心志的領袖給予真誠的連結與陪伴。在地事工透過彼此信任與透明度，建立支持與理解的環境，展現對 FDP在地社群的尊重，並以共同參與、共同帶領、共同合作的方式，肯定他們的聲音。

多處聖經經文指出，上帝保護並為寡婦、孤兒與寄居者申冤(申 10:18；16:11、出 20:10；23:12、詩 146:9、耶 7:6)。今日，FDP和他們一樣，往往是無聲者──沒有權利、身分、資源、立足之地，甚至沒有話語權。許多基督徒明白，為無聲者發聲是信仰的一部分。這樣的倡議能幫助 FDP以尊嚴與目標重建人生，也反映出基督信仰核心中憐憫、包容與接待的精神。

2014 年， ISIS 在伊拉克崛起，一些地區的東正教、天主教與福音派教會攜手合作，向出逃的伊拉克難民提供物資援助，其中多數是來自傳統背景、名義上的基督徒。教會定期探訪、探討神的話，許多人過去從未讀過聖經，卻在愛與陪伴中，成為真正跟隨基督的人。當其中一個家庭獲准前往澳洲庇護，臨走前，父親竟說：「我要感謝上帝，也要感謝 ISIS。」這句話令人震驚。他解釋道：「兩年前 ISIS入侵時，我離上帝很遠；我帶著家人逃離，卻在逃亡中遇見上帝的話語，認識了耶穌。我來時一無所有，現在卻擁有了一切。」

倡議能幫助教會以耶穌的眼光看人。正如箴言31章8節所說：「你當為不能自辯的人開口，為所有孤獨無助者伸冤。」當我們如此行，就是看見上帝的面容，就如耶穌在馬太福音 25章34-40節所說。然而，許多教會甚至不知道自己身邊就有FDP鄰舍；倡議正是在揭開此一殘酷現實。許多政策、觀點、媒體呈現與決策，往往建立在偏見與半真半假的資訊之上。²³倡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糾正社會對 FDP的錯誤認知──把他們簡化為受害者或社會威脅。常見的迷思包括：(一)世界正面臨一場失控的難民危機。事實上，過去十年間 FDP的人數確實倍增，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應恐懼或逃避，反而是更需要積極回應；難民人數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其實相對穩定。(二)FDP會搶走當地工作、推高物價。然而，移民約貢獻全球10% 的GDP，而移民與 FDP只占全球不到 4% 的人口。許多新來的人創立企業、提供服務與就業機會；整體而言，他們繳納的稅金往往高於所領取的社會福利，並為經濟注入活力。

所謂的倡議，是地方教會、FDP 領袖與其他事工夥伴之間的公平合作。這樣的合作需要謙卑與傾聽，承認被迫遷移的處境必須仰賴集體努力，並優先讓被迫遷移者參與其中。這樣的行動，連結了天國的價值──信、望、愛，以及聖靈的果子所彰顯的各樣美德。若我們無法與他人對話，便可能失去公信力，也失去接觸政府與重要決策者的機會。成功倡議的關鍵指標包括：(一)以 FDP的最大益處為考量；(二)提升對難民真實處境的認識；(三)回應並修正對移民與 FDP的錯誤恐懼與假設；(四)教會必須看見難民事工的價值；(五)關注並照顧被邊緣化的 FDP 群體；(六)理解倡議能提供具體且適切的回應方式。

倫理界線與其意涵

一套國際法律與相關制度，規範了人們如何與FDP互動，並保障其基本權利。這些法律與制度區分出公民與非公民，並反映出人性、普世性、平等、自主與不歧視等核心價值與原則。這些標準被寫入前文所提及的各項條約、國內法與國際法之中，使國家承擔起保護其公民基本權利的責任。與 FDP相關的重要法律權利包括：思想、良知與宗教自由；免受歧視的權利；以及尋求庇護的權利。這些權利通常被視為不可剝奪的人權，也常被納入公民法的架構中。歸根究柢，這些法律源自「上帝的形象」與聖經的價值觀，並在基督的生命與事奉中具體呈現——祂宣告並實踐上帝的國度。基督徒的真正身分是「天上的國民」(腓 3:20)，這種對神聖律法更高層次的效忠，挑戰教會超越國族、種族，以及任何其他疆界與領域的限制。²⁴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不公義與虛偽仍持續存在，FDP因此特別容易遭虐待、剝削與不尊重。這樣的忽視往往是刻意且系統化地。若基督徒對這些現實視而不見，終將在上帝面前承擔責任。

合乎倫理的事工必須清楚意識到，在關係與行動中，特別是在資源流動與分配時，所存在的權力失衡問題。事工必須認清，在複雜的跨文化處境中，當一方掌握資源時，權力與不平等往往隨之而來。例如，若將糧食發放與傳福音綁在一起，便可能形成權力失衡的局面，使處於弱勢的 FDP感到被迫接受或受到操控。同樣地，當個人或機構獲得大量事工經費時，若缺乏清楚機制，往往難以在執行上維持透明與公平，也容易誤判事工優先次序，甚至進而做出剝削或忽視受服事者真實需要的行為。因此，合乎倫理的事工必須設立清楚界線，確保所有互動與資源往來皆是公平、公正、透明且安全的。這也包括制定明確的指引，並讓 FDP實際參與相關流程，以維護其尊嚴、自主性與應有的尊重。 此外，在地事工也會面臨其他道德與倫理上的兩難，包括移民政策、邊境管制、國家主權的維護，以及在取得公民身分的途徑與尋求庇護的權利之間，如何同時尊重在地公民文化與需要。為回應這些複雜議題，透過有效的事工會，去倡議明確的政策，一方面尊重國際法與國家主權，另一方面也堅守每一位按上帝形象受造之人的內在尊嚴。良善的政策必須尊重個人的良心與道德信念，確保所有援助與支持皆是在憐憫與公義的框架中進行。這類事工理解「關懷世界整體的需要」與「國家的福祉與關切」並非彼此對立，而是需要同時納入考量；他們以實踐的方式示範一種促進對話與觀點交流、而非加深彼此敵意的倫理。

結論

FDP已成為當今全球快速增長的現實。FDP是按上帝形象受造的人，而上帝也正在他們當中動工。要回應流離失所者所面臨的複雜挑戰，必須採取整全性的策略，結合法律與倫理規範、積極的倡議行動，以及對文化差異與權力結構的敏感度。自願返鄉雖為許多人帶來重返故土的盼望，但在衝突未止或環境仍不安全的情況下，往往難以實現。此時，重新安置計畫便成為無法返鄉者的一條重要生命線，使他們有機會重新開始。然而，真正關鍵的不只是遷移本身，而是能否成功融入新社會，使 FDP得以重建生活，並對接納他們的社會作出正向貢獻。這需要各類在地不同角色的協力合作，提供必要的支持、資源與機會，幫助 FDP被社會接納、接受教育、獲得就業機會，並建立歸屬感。在過程當中，上帝的教會能夠扮演關鍵角色。聖經中充滿各種形式的遷徙與流離，而基督教的神學與歷史，也為在 FDP 當中、並與他們一同發展宣教事工，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基礎。當上帝的子民採取整全的視角，回應 FDP多樣而複雜的需要與挑戰時，便能在實踐愛神愛人的大誡命，同時回應主所託付的大使命。

References

•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III/1.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 Blocher, Henri. In the Beginning: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Genesis. Downers Grove: IVP, 1984. 
• Brueggman, Walter.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2.
• George, Sam and Mariam Adeney, eds. Refugee Diaspora: Refugee Diaspora: Missions amid the Greatest Humanitarian Crisis of the World.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8.
• George, Sam. ‘God on the Move (Motus Dei)’ in Reflections of Asian Diaspora: Mapping Theologies and Ministries. Asian Diaspora Christianity Series, Volume 3.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22.
•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Scattered to Gather: Embracing the Global Trends of Diaspora, Revised Edition. 2017. 
• Groody, Daniel. ‘Crossing the Divide: Foundations of a Theology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Theological Studies, 70 (3), 2009.
• Hanciles, Jehu. Migration and Mak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1).
• Grenz, Stanley J. The Social God and Relational Self: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the Imago Dei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 Guterres, Antonio. ‘Opening Remarks of Dialogue on Protection’. UNHCR, 2012. http://www.unhcr.org/50c84f5f9.html.
• Lints, Richard, Michael Horton and Mark Talbot, Editors.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 Tira, Sadiri and Tetsunao Yamamori. Scatted and Gathered: A Global Compendium of Diaspora Missiology, 2nd Edition (London, UK: Langham Publishers, 2022).
• Vanhoozer, Kevin J. ed. The Trinity in a Pluralistic Age: Theological Essays on Culture and Relig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7).Walls, Andrew. ‘Toward a Theology of Migration’. In Global Diasporas and Missions. Edited by Chandler Im and Amos Yong. Eugene: Cascade Books, 2014.

Web Resources

•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 UNHCR Refugee Data
• Refugee Highway Partnership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fugees
• Trauma Healing Institute

Endnotes

1. LOP #70, ‘People on the Move’, https://lausanne.org/occasional-paper/lausanne-occasional-paper-people-on-the-move
2. https://www.unhcr.org/about-unhcr/who-we-are/1951-refugee-convention
3. https://upto.site/rhpbestpractices
4. See https://refugeehighway.net/
5. https://lausanne.org/wp-content/uploads/2007/06/LOP55_IG26.pdf
6. https://lausanne.org/occasional-paper/risk-people-lop-34
7. https://lausanne.org/occasional-paper/lop-5
8. See Jehu Hanciles, Migration and Mak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1).
9. http://www.global-diaspora.com
10. See GDN booklet, Scattered to Gather: Embracing the Global Trends of Diasporas, revised edition 2006. Also, Sadiri Tira and Ted Yamamori, Scattered and Gathered: A Global Compendium of Diaspora Missiology, 2nd edition (Cumbria, UK: Langham Publishers, 2022); Sam George and Miriam Adeney, Refugee Diaspora: Missions amid the Greatest Humanitarian Crisis of the Worl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Publishers, 2018).
11. UNHCR ‘Refugee Data Finder’ https://www.unhcr.org/refugee-statistics/
12. Walter Brueggman,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2).
13. See Sam George, ‘God on the Move (Motus Dei)’ in Reflections of Asian Diaspora: Mapping Theologies and Ministries, Volume 3 of the Asian Diaspora Christianity Serie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22), 95–122. Also, See Peter C. Phan, ‘Deus Migrator–God the Migrant: Migration of Theology and Theology of Migration’ Theological Studies, 77(4): 845–68.
14. See Andrew Walls, ‘Toward a Theology of Migration’ in Global Diasporas and Missions, Chandler Im and Amos Yong, editors (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14), 19–37.
15. Henri Blocher,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Trinitarian Theology’, in The Trinity in a Pluralistic Age: Theological Essays on Culture and Religion, Kevin J. Vanhoozer,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7), 161–62.
16. See Richard Lints, Michael Horton and Mark Talbot, eds.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17. Stanley J. Grenz, The Social God and Relational Self: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the Imago Dei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50.
1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1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184.
19. Henri Blocher, In the Beginning: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Genesis (Downers Grove: IVP, 1984), 187, 205.
20.  Antonio Guterres, ‘Opening Remarks—Dialogue on Protection,’ http://www.unhcr.org/50c84f5f9.html
21. For some helpful resources, see https://traumahealinginstitute.org
22. For example, see IAFR.org toolbox and training for such ministries. 
23. Hein de Haas, How Migration Really Works: The Facts about the Most Divisible Issue i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3), 3–6.
24. Daniel Groody, ‘Crossing the Divide: Foundations of a Theology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Theological Studies, 70 (3) (2009): 6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