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斯蒂芬
导言
“你不给我讲讲你在巴拉望所做的事，就不准你去睡觉！”在马尼拉新部落宾馆住处，我迫不及待地对麦基文说。这个对话促成了麦基文在即将到来的新部落使命团(New Tribes Mission－NTM)在泰国东南亚领导会议上的演说，并最终形成了所说的“编年圣经教导（Chronological Bible Teaching －CBT）”。
这发生在30年前。从那时开始，CBT已经变得全球化，从乡村部落到世界都市中心，都在被广泛的使用。麦基文再次把对故事的有力使用带进了宣教领域中。但有趣的是，现今许多的教会领袖却对这个运动毫无知觉。
起源
麦基文家族被分配去跟进在菲律宾巴拉望人中的一个群众运动。据说在那里忽然之间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然而，他们随后发现是很多人误解了福音：毁坏性的偶像、禁戒某些行为和参与教会服侍成为了救恩的实质。（麦基文1987；史蒂芬和特里，2007）
为了努力改变这种情形，麦基文决定从圣经的起头着手——从创世记到耶稣升天，来确认救恩。这不仅为新约耶稣的故事提供基础，也有时间让巴拉望人能分辨出真理。二者融合便有了CBT的雏形。
不久，麦基文提出了一个“七阶故事”模式（以下仅介绍4个阶段）：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覆盖了整本圣经，从福音布道一直持续到跟进：
- 阶段1（创世记1—使徒行传1）共68课。这部分主要讲福音布道工作（与圣洁的神隔绝——透过基督的救恩得赎）。
- 阶段2重复阶段1，为信徒增加了“救赎的确据”的主题。
- 阶段3（使徒行传2-28）向初信者介绍了教会生活，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拓展和成长。
- 阶段4（罗马书-启示录）涵盖了书信的内容，铺陈上帝的救恩故事的终局。
CBT的几个假设：
- 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 圣经不仅是神的话，而且是一部关于上帝启示性行动的历史。
- 上帝，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中不仅启示了我们当教导的内容，而且亲自给我们做榜样，告诉我们当如何教导。
- 教义只有在历史性的启示和发展中来教导才可以被理解。
- 神把圣经预备为给所有文化的信息。
- 旧约是福音的预备。
NTM 鼓励故事叙述者在进入事工之前，要对他们的民族有深入的世界观的研究 。他们大多数的同工是服侍的主要群体是“口传群体”，也就是那些偏爱使用口头和视觉方式交流的人(Ong 1977).。
国际宣教部
由吉姆·斯莱克带领的国际宣教部（IMB）不久就吸纳了CBT。由于在低地菲律宾的牧师阅读能力较低，他们认识到以故事为基础的事工模式的智慧。
然而，他们觉得CBT倡导过多的教导，在讲述上却很弱。 于是，特里（J. O. Terry）创造了“编年圣经故事”（‘Chronological Bible Storying’ CBS），让这个模式重新聚焦于故事讲述。为了有更多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主题教导，又马上有了口传圣经故事（Bible Storying）。一些主题包括圣经中的水的故事、圣经中的死亡故事、圣经中的悲伤故事、圣经中的食物故事、圣经中的希望故事。
意识到CBS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涵盖所有圣经故事，“从创造天地到耶稣”（Creation 2 Christ , C2C），一个简单的福音布道工具，最终取代了大部分的CBS。
又由于觉察到时间的限制，IMB要求他们的同工缩短世界观的研究，有时仅需学习民族的宗教。并且他们开始为口传福音者开发了训练工具，现在已经引领着口传福音运动。其他的机构也很快加入使用CBT 或者CBS的行列，并把它们情景化以适应他们自己的事工理念和神学。麦基文显然已经开启了一个现代的运动（史蒂芬2013）。
国际福音口传网站
2005年，那些在2004年洛桑会议上讲述“训练口传福音门徒”的人和“口传圣经网站”的成员一起成立了国际福音口传网站(International Orality Network，ION)。ION 力图“从根本上影响”在城市和乡村的福音未得之民中，使用初级和二级的口传者。二级口传者指的是那些识字的，但依旧喜爱用口头的、视觉的、数字的方式交流的人群。
ION主要致力于：祷告、音乐及其他艺术、二级口传者、出版物和网站、年度讨论会、研究、发掘最优实践、在职培训、神学教育、对妇女和儿童的口传以及基金。
近日ION开始在两次讨论会上，惠顿（2012）和香港（2013），发表了关于口传在神学教育中的角色问题：
- 教师开始意识到学生在跟进教学上面临巨大困难。
- 那些偏爱口传的学生，或者“数字口传者”，他们喜欢看甚于读，喜欢屏幕甚于纸张，喜欢互动甚于写作，喜欢对话甚于聆听或听课，喜欢集体活动甚于个人活动。
- 讨论会开始确认一些词汇和分类以应对所需要的变化。
- 惠顿讨论会之后，产生了：《西方模式之后：将神学教育情景化在口传环境中》（Beyond Literate Western Models: Contextualizing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Oral Contexts）
教育性机构
各式各样的基督教教育机构开始回应这个运动。在1995年，我在拜欧拉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库克学院开了一门课：圣经和事工中的叙事。在2011年，库克学员开了一个关于口传的研究生课程，研究初级和二级口传。
二级口传
2000年，一个改变生命的问题开启了艾弗里·威利的二级口传之旅。那时候，威利是IMB海外运作部的资深副主席，是5000位左右的宣教士的主管。他参加了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葛培理布道大会，在其中认识了一个朋友马库斯·韦格。韦格问到：
“艾弗里，你是怎样训练口传者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我不知道。 ”我耸 耸肩答道。“20年前就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了，我只能说，我不是在服 侍文盲。如果你是的话，就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吧。”“20年了，没有人能 做到这一点。”马库斯反驳道，“你最了解你所服侍的人群，艾弗里，这是 你的工作。要知道，还未接触福音的人群中，70%是口传学习者。” （威利 和斯诺登，2010：21-22）
威利继续说，“我很少意识到，跨文化地应对口传学习者的教导，会解决我一个已经纠结了40多年的家门口的问题：如何在美国训练门徒－－不只是训练那些不能或不愿意读的人，还有那些千禧之子[1]（18-29岁之间的），他们是不爱读书的人。（ibid., 22）. ”
IMB在乡村地区有着成功的20年口传经验，带来的益处却不限于乡村地区。韦格的观察让我们看到，在国内和国外相似事工中的人之间缺乏交流。而当威利成为ION的执行官后，他的思维范式的变化将更多地补足这个疏忽。
口传运动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服侍的群体也从初级口传学习者，转变为二级口传学习者。
展望
向前展望，我们需要鼓励更深层次世界观的研究。世界观资源组正在构建立一个有帮助的测试工具。
人们常常会把从跨文化工作者而来的各种象征、故事和仪式整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模式，可以在多层面上——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群体层面，民族层面，以及国际层面——来分析这种整合的、神圣的三重奏。
同时我们也需要：
- 通过翻译整本圣经，而不是三分之一，来避免人们对上帝的认识过于片面和局限。
- 帮助神学教育机构的教师们，可以如何更有效地与那些受到“跨媒体叙事”（使用多种现代技术方式来讲述故事）影响的学生交流。
- 研究如何在我们的神学教育机构中重新设计圣经课程，使它可以从整体流动到部分，并确保教师把他们的部分又和整体连在一起。
- 发现可以如何把数码技术用于传福音并跟进初级口传福音者。
- 学习如何从“荣誉-羞耻”而不是“有罪-无罪”的框架内来讲述圣经故事[2]。
“如果你混淆了这些信息，你就弄乱了这个运动。”（史蒂芬2011：132）我们需要为福音提供深厚的根基，免得福音被现在流行的融合主义所侵蚀。而福音布道者却常常为了跟上时代而牺牲了这些基础。根基应该先于跟上时代。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
- 在经验式护教学上像在证据式护教学上一样熟练。
- 在叙事神学和圣经神学上像在系统神学上一样熟练。
- 训练人们去讲述他们自己的信仰故事——不再是害羞的见证者。
- 学会视圣经为神圣的故事书而不仅仅是一个课本或者自助的书（史蒂芬2005）。
- 用叙事的风格写教科书，例如《The Facilitative Era》
全球事工的启发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现代口传运动在各个层面上影响了全球事工。它影响到事工的各个方面：培训、神学教育、圣经课程、圣经翻译、传福音、教会培植、社区发展、工作使命、关怀创造、艺术、媒体、解经学和讲道学。
希望我们不要像埃弗里·威利斯那样，需要20年才让全球教会领袖发现他的贡献。如果我们可以从地下走出来的话，现在的口传运动应该会给全球事工提供更多的答案。
脚注：
- 千禧之子指的是Y世代，是那些出生在1980年到2000年之间的人。
- 在西方很多时候会从有罪-无罪的框架来谈生活议题，而在东方倾向于通过荣誉-羞耻的结构来看。因此西方传福音和跟进课程是从有罪-无罪的框架来写，这就要求很多东方来的听众/读者从不必要的令人困惑的教学圈里跳出来。
汤姆·斯蒂芬在“新部落使命团”服侍了20年时间，其中15年在菲律宾。他现在担任加州拜欧拉大学，库克学院，跨文化研究的荣誉教授。他最新出版的书为：The Facilitator Era: Beyond Pioneer Church Multiplication. 他的邮箱为：tom.steffen@biola.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