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武装组织博科圣地（字面意思：禁止西方教育）因野蛮袭击尼日利亚的安保部队、村落、教堂、清真寺、集市和英语教学的学校，以及有针对性地谋杀尼日利亚东北部著名穆斯林神职人员已经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该组织因在博尔诺州奇博克镇（Chibok）的2014年4月14日绑架超过200个女学生而在国际上臭名昭著。
由于诸多因素，了解他们是谁、他们的起源和立场都非常困难。这些因素包括：在尼日利亚的袭击造成的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以及孕育谣言和阴谋论的尼日利亚政治环境。
起源
该组织起源于1990年代中期，是一个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迈杜古里的哈吉·默罕默德·纳迪密清真寺（Alhaji Muhammadu Ndimi）里的青年组织。当时的领袖是穆罕默德·优苏夫（Muhammad Yusuf）。优苏夫是卡诺地区一个卓越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杰·发·马木德·亚当（Ja‘far Mahmud Adam） 的学生。优苏夫一度被认为是亚当的潜在继承人。
优苏夫和亚当在2002年左右公开决裂。优苏夫开始退出纳迪密清真寺，在迈杜古里（Maiduguri）一个新场地建立他了自己的组织，就是从这里开启了众所周知的博科圣地。就在优苏夫和亚当公开辩论的高峰期，亚当于2007年一个清晨在卡诺的一个清真寺里做祈祷的时候被枪杀，而这明显是优苏夫的命令。
优苏夫持续动员和巩固他的组织，一直到2009年的七月，在与警察发生对抗时，这个组织在迈杜古里的场地和清真寺被夷为平地。优苏夫本人被军方擒获并被移交给警察，据说被警方处决。部分成员被杀，一些逃到邻国尼日尔和喀麦隆。其余的成员为了在武装营地训练去了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优苏夫的副指挥官担任了首领。他从2010年起，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野蛮攻击，显然是在替优苏夫报仇。
外国关系
优苏夫死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发表了一份吊唁声明，声称向尼日利亚的穆斯林提供训练和武器来对抗基督徒。[1] 2010年博科圣地的领导人Shekau 宣誓效忠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拉克的ISIS和索马里青年党的领导。但是，看起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似乎正有意将自己从四月绑架女学生风波中疏离出来。
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博科圣地从海湾国家或者其他国外来源获得资金支持，但是亚当和他在尼日利亚的组织肯定是由一个在伦敦伊斯兰信托提供资金支持。[2]
意识形态
博科圣地的意识形态有四个主要特征：
- 反对西方教育形式；
- 反对尼日利亚现代世俗性政府；
- 希望依照曾横跨今日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的古伊斯兰帝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辖地。
- 使用暴力（圣战）来达成目的。
2014年8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果扎地区的一个镇的周围宣布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
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根源于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教的历史。一个尼日利亚罗马天主教的顶尖伊斯兰教专家Joseph Kenny 表述，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教是坚定的改革主义者和独立于任何非伊斯兰的分离主义者。
博科这个词是豪萨语，意思是假装的、伪善的、不可靠，在博科圣地使用之前，这个词语在尼日利亚北部被用于指世俗西方教育。可见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社会对西方世俗教育的怀疑根深蒂固且分布广泛。一个匿名的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学者这样说：“博科圣地的宗谱一部分来源于在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世界长期对西方教育的否定态度；一部分来源于尼日利亚北部萨拉菲—瓦哈比派倾向，这一教派起源于阿·沙伊赫·阿布巴尔卡·马木德·咖密（al-Shaykh Abubakar Mahmud Gumi）的传道事业。”[3]
与媒体所描述的相比，这个组织对于世俗教育的立场更加细节：
- 基于伊斯兰教的传统，优苏夫宣布禁止与古兰经和圣训相矛盾的非伊斯兰知识。
- 公立学校因着男女同校而被禁止。
这个组织也反对尼日利亚以不信道为基础的世俗本质，并呼吁穆斯林非暴力反抗政府，避开它的服务和机构，必要时用武力推翻政权，以伊斯兰政权取代它。它认为西方教育和世俗主义作为“伪装的阴谋”被欧洲人引进到伊斯兰社会，来败坏纯粹的伊斯兰德性和穆斯林的敬虔。
其他历史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科博圣地并非独树一帜。咖密（Gumi），这个可能是上个世纪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教最主流的声音，宣称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教育系统具有阴谋性和破坏性。咖密谴责英国殖民者建设学校来教授具毁坏性的西方文化。咖密还认为尼日利亚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景气根源于世俗主义思想。
博科圣地兴起的另一起因素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圣战遗留问题，那时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 dan Fodio）领导了一场富拉尼人暴动反抗豪萨穆斯林的统治，因为后者伊斯兰化不彻底：
- 丹·福迪奥建立了一个神权政体，即索克托哈里发国（Sokoto Caliphate），它在1904年到1960年之间受到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 通过间接统治，英国人维护旧体制并扩张穆斯林埃米尔的统治直到迄今非穆斯林族群。
- 西方学者们把哈里发国浪漫化为进步的良好的伊斯兰统治；忽视难以形容的暴行、各种奴役和殖民统治结束前夕远非有凝聚力的哈里发国。
- 他们也加入圣战份子，污名反对圣战的穆斯林学者贪污腐败，将对圣战的解释宣传为伊斯兰正统，蔑称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和非伊斯兰好战份子为“混合伊斯兰”、“黑伊斯兰”和异端。
- 他们－事实上所有北部的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已经开始尊崇丹·福迪奥，然而包括科博圣地的激进组织都倾向于使浪漫主义化的圣战主义遗产成为政治方案。[4]
近期因素
此外，在1966年导致诸如尼日利亚第一总理Abubakar Tafawa Balewa,和北部地区总理,Ahmadu Bello主要穆斯林政治家死亡的政变，被北方尼日利亚穆斯林普遍认为是南方基督教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攻击。接续的军事独裁者都对穆斯林内部小团体主义守口如瓶。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演变成为基督徒与穆斯林关于联邦莎莉上诉法院的激烈争论，穆斯林内部小团体主义才遭到基督徒的强烈反对。
1980年代穆斯林内部的暴力冲突为开端，而1980年代末期则标志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骚乱和暴动冲突的开始；这些冲突主要开始于校园里的学生组织之间。冲突一直持续并不断升级，贯穿整个1990年代到2000年之间——被称为尼日利亚血腥十年——并伴随着各方犯下的可怕暴行。
在2000年代早期，包括优苏夫和亚当在内的的萨拉菲-瓦哈比派领导人，作为首要角色，极力扰乱莎莉项目在尼日利亚北部诸州的全面实施。莎莉项目由于选择性司法，腐败，体系漏洞从而彻底地失败了，这导致了公众对激进组织领导信心的丧失并从中醒悟过来。亚当自己也从受托在卡诺州公共生活推行伊斯兰德行的委员会中辞职了。从这种失败中的觉醒促成像科博圣地极端主义的崛起。
当前因素
博科圣地会利用一些现存问题来达到招募和运营的目的，包括：
- 薄弱的当地、州和联邦体制；
- 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 谣言和阴谋论思潮；
- 政府和联邦官员意欲否认或轻估暴力程度的倾向；
- 安保部队的无能和不专业；
- 警察体系里猖獗的贪腐；
- 对体制公正失去信心；以及
- 自发组织治安队进行自卫报复且免于受罚的文化。
这一组织最初的成功也得益于当地政客和显要商人的资助。
应用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博科圣地崛起的燃料（而不是根本原因），为宗教偏执的种子扎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研究他们将有助于挤出脓疮但未必能够处理感染的起因。
建设性回应
基督徒应该抵制这种试探，即按照刻板印象，标签化和模式化地认为伊斯兰教是个棘手难题，认为博科圣地这种组织代表了伊斯兰的真面孔。
- 伊斯兰法律条文清楚阐明宣布圣战的特权属于一个合法的伊斯兰政权统治者。
- 博科圣地宣布穆斯林伙伴为异教徒并杀害他们，而这种策略早在第七世纪已被全面禁止了。支持这一主张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被当做异端恐怖分子无情镇压。
- 全世界的穆斯林领袖宣布博科圣地为不法分子和恐怖分子。
然而，更重要的是，说伊斯兰或者古兰经或者穆罕默德是症结所在的论述是徒劳且无影响力的。如果这是症结，那什么是药方？难道禁止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或禁止运用古兰经？
模式化穆斯林并问题化伊斯兰将只能疏离穆斯林，去制造一个“我们与他们”的境况，这一境况正是那些圣战鼓动份子期望达成的。
整个尼日利亚教会的压力和尼日利亚北部部分基督徒的压力相当大。近期内，类似洛桑会议的福音运动应该寻求与当地并全球普世跨宗派团体的合作，来努力终止暴力行为，并建立各个组织和社群之间的联结。
一系列的暴力行为已经引起尼日利亚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基督徒内扩散出创伤、恐惧和憎恨情绪，他们将伊斯兰看做存在的威胁。基督教部分领导层和青年人已变得很激进，许多人着手诉诸暴力并公开要求报复攻击。
很多尼日利亚北部的基督徒，尤其是尼日利亚灵恩派教会，将从教牧关怀和专业的心理辅导等资源中获益良多。他们也将从有深度的神学反思从获益良多；因为在成功神学泛滥的景况下，基督徒在应对受苦、逼迫以及冲突境况中如何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上不知所措。
最后，类似博科圣地的“反世俗主义”组织或许正在呼召福音派群体进行一场迟迟未到的对话，来确定社会文化的世俗性对宗教委身的影响。换句话说，需要一系列的对话，来探讨在一个由世俗民主政府统治的多元民族里，如何做一名公民和信道者。
尾注
- ‘North Africa Qaeda offers to Help Nigerian Muslims’, 路透社, 2010年2月1日, 访问2014年10月1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2/01/ozatp-nigeria-qaeda-muslims-idAFJOE6100EE20100201.
- Andrea Brigaglia, ‘Ja‘far Mahmoud Adam, Mohammed Yusuf and Al-Muntada Islamic Trust: Reflections on the Genesis of the Boko Haram Phenomenon in Nigeria’, 非洲伊斯兰教年度回顾 11 (2012): 35-44.
- 佚名, ‘The Popular Discourses of Salafi Radicalism and Salafi Counter-radicalism in Nigeria: A Case Study of Boko Haram’, 非洲宗教期刊42, 2 (2012): 120.
- John Azumah, The Legacy of Arab-Islam in Africa: A Quest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牛津: 统一世界出版社（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1), 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