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据2014年4月2日，史蒂夫在哥顿-康威尔神学院（美国麻州南安普敦），学院礼拜堂的证道整理编辑而成。
在历史上，福音派群体一向注重寻求邻舍的福祉，即使在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时也不例外。外邦人知道我们基督教团体的建立不只是为了内部成员，也是为非内部成员的益处。我们不敢轻忽耶稣对待穷人的榜样：以公义对待受害者；建立机构来帮助受欺压者、被迫害者，坐监牢者和在危难中的人。
福音事工的历史遗产包括废除奴隶制度、救世军事工、孤儿事工，流浪汉事工，麻风病事工，贫穷人事工，监狱事工，甚至包括保护动物免于虐杀协会。
大逆转
然而，二十世纪初福音派将社会公义与新教自由主义看作是一伙的，并且认为自由主义派过于关注人类进步。福音派群体认为，若过于强调对堕落罪恶的社会结构的改革，个人信仰和福音布道就会处于被丢失的危险境地。最终，我们只能将两者对立起来。Ted Engstrom 博士（宣明会［world vision］的资深领袖）如此描述到：福音派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使命就是让得救的人充满天国。
这一现象产生于科学和工业技术均有重大发现的时代：人们乐观天真的相信，人类的理性已经无所不能。同时，这也是个混乱的时期；一个被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动乱，以及大屠杀充斥的时代。二十世纪让人们看到：人类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东西，但是也可以发起巨大的毁灭，带来前所未有的杀戮。
在那一时期，福音派感觉世界已失去控制，于是试图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全球性的混乱，从经文中找到安慰和引导。“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手所建造的王国”，诸如此类的话语比比皆是。我的先辈们，谨慎的意识到人类缺乏自我救赎的能力，不想让他们教会玷染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因此，在这个被称为“大逆转”的时期，放弃了参与社会公义的行动。
教会在这个议题上的神学分歧和转向带来了一些未曾料到的结果。在很多地方，我们实际上妥协了信仰的见证。福音派意欲保护我们最珍视的部分，甚至因此容易认为应权且消减一些圣经文本的价值，比如雅各书，或那些教导我们在基督同一身体中虽有差异却应合一或和解的圣经经文。因此，我们见证的整全性变得不清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彻底消失了。
未曾料到的结果便是教会缺乏合一以及事工团体的分裂。最糟糕的是美国福音派输出了一种——用神学家并社会活动家Ron Sider的话说——“单面性的福音(one-sided gospel)”，妥协了我们对世界的使命。我们常常寻找一个归信者举起宣告归入救恩的手，而忘记了手的后面还有一个身体需要搭救。
卢旺达
二十五年前，卢旺达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复兴运动。成千上万人在复兴大会和福音大会上举手。即便是保守估计，那时卢旺达也有超过80%人口归信耶稣。
然而，二十年前，仅仅在一百多天时间里，超过80万人口在被空前规模的种族狂暴中被自己的同胞所屠杀:
为何现代历史上一个归信人数如此之众的民族竟没有避开对其民众最野蛮的大屠杀?为何种族认同胜过属灵认同，并导致他们将基督教建构所代表的一切弃之不顾?
会否因为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归入信仰，却把手指脚趾剩下未与之连于一体？是否成圣的过程比一个人决志信基督更重要，抑或决志只是成圣过程的开端？
我们仍需要回应这个在全球教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宣明会最喜爱的一句稣经文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和合本）。”耶稣的使命就是让生命得着全部的绽放和丰盛。
20世纪末，个人信仰与个人信仰对世界的表达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我们信仰的行动不再和我们信仰的话语及承诺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一个不整全的见证。我们仍然需要面对和处理“单面性福音”无意间引起的后果。
艾滋病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卫生局发现异常多的年轻男人被确诊为考波希恶性肿瘤，一种最早发现于老年地中海原著民的罕见癌症。感染人群大多来自于参与高危的性行为的旧金山和纽约男同性恋社群。
研究结果取了一个名号是GRID（男同性恋免疫缺陷），这一标语唯一的用处就是强化了对同性恋的恐惧。伴随着这一医学绰号的发明，男同性恋群体对这个神秘的症状产生了极度的恐慌，教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也愈发家中。医学研究人员很快意识到他们取了个有侮辱性的名字，于是将其改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AIDS）。
和大部分人一样，福音派基督徒不清楚艾滋这个名字还有这样一段来历。然而我们很清楚的是，我们不要和这群带来艾滋病的人有任何的瓜葛。
同性行为冲击了我们内心最深处对自我意识、创世叙事和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结方式等的理解。科学对此问题的研究和阐述并不完全，所以人们追问同性间相互吸引是一出生就决定的，还是被外在行为所激发出来的。福音派非常清楚圣经对此问题如何说，但却不大清楚应当如何对待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我们当如何与他们同行？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打算与他们同行？当我们恐惧某种东西时，我们要么逃跑要么与之争战。
对这一时期有记忆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认真面对和妥当对待这一问题。一些福音派在我们的迷茫和草率理解中试图对感染HIV做出属灵解释，声称这是上帝对罪恶行为的刑罚，简而言之－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告白中对爱邻舍甚至爱仇敌在这里找到一种例外。我们再次将所言与所行割裂开了。
怜悯心的赤字
13年前，宣明会在18个大城市发起一场针对艾滋病的全国性倡议运动。因着看到HIV社群中，那些家庭的顶梁柱——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被艾滋病夺去——留下他们弱小儿童和老人来面对公共生活，从而让宣明会的全球社区发展工作遭到重创，我们做了这个简单的决定。唤起公共意识迫在眉睫，特别是唤醒信仰群体，让大家明白艾滋病毒与被病毒感染的人的分别，从而我们才能与病毒争战，而爱这个人。
随着运动的发展，宣明会主导了一个全国性调查，调查中的人们对一个问题的回应几乎阻碍了整个运动的进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请你给一位艾滋孤儿捐款，你将会a. 肯定会给，b.可能会给，c.可能不会给，d，绝对不会？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群中，7%表明他们肯定会给予捐助。
然而，确信他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中，只有3%给出肯定捐助的答案。
简而言之，十多年前，仅仅因着这个病毒与我们不关爱也不认识的群体扯上了关系，保守基督徒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心就连非信徒的一半都不到！更具破坏性的是，我们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更是波及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患者。
在非洲，一个灵恩派牧师带领了一场宣明会“盼望频道”大会，培训普通社区成员里的志愿者去关顾HIV感染者或受影响者。他以前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我曾经在讲道中说，如果你患了那种病，我希望你离开我的教会。你患病是因为你的罪，你正在惹上帝动怒，我要你立马离开这里！”一个来自美国的领袖问他，在说完这些后他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女信徒。她们忠于婚约，却很多在新婚之夜感染上HIV。”
艾滋病与道德
艾滋病发病一视同仁，无论穷富。艾滋病在社群中肆虐，疫情常常通过输血、滥交、婚外情，和污染的吸毒针头等方式加剧。然而，它之后殃及到了“有道德”的人群：甚至进入到纯洁的婚约中，从而找到了突破社区和教会堡垒所建立起来的防线。我数次去到HIV感染率超过30%的社区中。
作为耶稣的跟从者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曾在危难中哭喊，但是我们没有听。我们正死守着我们的神学教条——认为这是上帝公义的忿怒和审判。上世纪末，艾滋病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孤儿寡妇制造者，以至于其“死亡抽税”达到了每天8000人。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教会无所事事，不愿展现雅各书1章27节所说的真虔诚：“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问：“是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个时候我们会说：“艾滋病。”
巴勒斯坦
随着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一位曾在那里参与为自由抗争的宣明会干事问德斯蒙·图图大主教，他还可以做些什么。图图回答说，他应该去巴勒斯坦。我们接受了主教的建议，如今宣明会已经在巴勒斯坦成立了30年，现在已成为当地最大的机构之一。
然而，六十多年来，很多福音派紧紧抓住这样一种狭隘的神学叙事：将基督教神学与被称为锡安主义（Zionism）的政治意识形态交合在一起。锡安主义运动是一场犹太人归回以色列的全民族运动——以色列被犹太人认为是他们的主权国国土。福音派运用这样一种神学，声称圣经中的以色列作为与现在使用同一个名称的政治实体，享有同等的权利和特权并许以直接的授权[1]。
基督徒锡安主义者将他们看到的无数次军事胜利和大量正在发生的社会工作与相应的圣经章节捆绑起来，认为这些正是先知预言的全方位的实现。对于他们来说，现今以色列民族的实力证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实力，好像这两者有着直接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表达。他们是如此地依赖这样一种神学解释，以至于任何对以色民族国家的批评性评论，都被他们认为是对基督教教信仰的反对或甚至是反犹主义。
这种神学立场支持了这场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对另外一个民族领土的侵占！而图图主教和其他众多教会领袖称这样的一种压迫性的以色列体制为“种族隔离的激素”。
公义和所有人的和平
在这种处境下，追求所有人的公平和和平意味着什么？当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政治不公时，公平和和平意味着什么？
据2009年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巴勒斯坦人平均每人一天有70升水，远低于国际卫生组织推荐的100升水的水平。与此相反，以色列人每天平均300升水，而在定居点这一数字高达350升。
这或许让听到的人很受挑战：2010年以色列人均GDP收入是2万6千美元，而巴勒斯坦人是2千100美元左右。
这不是一个单边问题：教会应要应对出现在双边的不公。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应享有在安定自由中生活的益处。所以，只要有任何在此问题上促使武力报复或冷漠回应的党派，我们都应要挑战它。作为和平之子的追随者，我们对抗冲突的意义是由耶稣自己的生命和教导决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还没有成为教会一致的信息和方式，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未曾料到的后果：曾经占总人数的将近20%的巴勒斯坦教会，现在降到1%多一点。这首先是因现代以色列占领造成的经济冲击引起的。正如一位教会领袖告诉我们的： 我们感到被全球教会抛弃了，我看不到未来。
结论
在我们的神学中，长此以往对保护上帝的尝试并不是铭刻着“美国制造”或仅限制在美国时间轴或板块范围内。正是这种构思拙劣的神学带来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宗教净化军团——十字军。福音主义者运用刀剑，于是很难与穆斯林或其他知道这段历史的非信徒进行对话。甚至在上个世纪，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惨状下，很多投票支持限制黑人权利的都是教会社群的顶梁柱。
当我们被束缚在一种特定的神学中，却忘了一个超越性的爱的呼召时，这样的结果就会发生。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
你的神学是什么？它不是迂腐的课程作业，不是你能被确保坐拥一间书香四溢的办公室并混迹在道德高尚的人群中。这既不是神学，也不是神学的作用。
赐下基督身体的福音时关乎破碎关系的修复。正是破碎的关系使贫穷成为可能。贫穷是一种与上帝、与邻舍并与大地破碎的关系，贫穷是我们内在的破口。
作为那真正医治者的跟随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修复我们在生命中发现的裂隙。缺乏这种理解，我们就很容易变成表演者——我在这边而你在那边。事实上，恰恰因为我是破碎的，上帝藉着我的伤口去医治别人，而与此同时，我也被上帝透过别人来被医治。耶稣说，因他经历的伤害与死亡，他能医治我们。我们谦卑的跟从他，且将自己全然献上，效法他牺牲的爱。
信仰与社会行动
尽管经历过一段头脑麻木的神学功能紊乱史，我们仍未丢失对爱，悔改，和好，以及热情的参与社会公义的珍视。过去25年中，我们看到福音派开始将个人信仰与社会行动整合起来；通过这些社会行动帮人们更好地理解耶稣是谁。逆转“大逆转”的故事和显示福音信息整全性的故事正在被讲述着。
这样的改变带来了明显的见证：福音派教会对HIV和艾滋病的态度几乎有了翻转性的改变。信仰群体的觉醒带来的推动力量是显著的：乔治·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启动了“艾滋病救济总统应急方案”，确保高达五百亿美元用于被这种疾病影响到的人群。教会开始发出声来，以致于政府都采取了行动。因为教会开始觉醒，艾滋病感染率，死亡率，赤贫，人口贩卖以及疟疾都正在被对付。
那么巴勒斯坦呢？作为和平的大使，我们已经承担了一个关于正义，爱和牺牲的使命。我真诚地相信，因着我们是耶稣坚定的跟随着，我们可以同时成为为着巴勒斯坦求好处，为着以色列求好处， 且坚持公义公平的群体。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历史中最关键的阶段。
时候到了，而你们将是引领我们进去的人。你的社会参与的神学是什么？关于艾滋病的议题或巴勒斯坦的议题，你的福音布道神学是什么？我们的神学正在向你发问，让你的一生都竭力来回应这些问题！
本文所表达观点并不代表宣明会的政治观
Endnotes
- Editor’s Note: See article entitled ‘Christ at the Checkpoint: An evangelical shift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y Munther Isaac and Alice Su in the May 2014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 Editor’s Note: Cover image is a derivative of ‘Homeless by a Wall’ by Garry Knight (CC BY-SA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