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的承诺：回应《开普敦承诺》针对城市的呼吁
在《开普敦承诺》针对城市的宣言中的《行动呼吁》如是起笔：“对于人类未来，以及世界福音事工而言，城市是至关重要的”。1 1990年代以来，评论家们宣称“地理消亡”2，以及“一个扁平的世界”3，相信技术的改变将提高了世界各地的均一性，从而降低城市的重要性。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发生。事实是，随着不断提升的“本地的”重要性和“全球性”的一起作用4，“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不均一”。这种本地的重要性反映了人类在本地的层次上分享知识和相互影响变得日益重要，这让城市成为人口迁移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地点。城市不仅仅是权力，财富，文化和娱乐的中心。它们同时是穷人中的至穷在不断扩张的不正规居民点聚集的地方，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议程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迫在眉睫。5 [编者注: See Mick Pope’s article, “Climate Change in Oceania: Ecomission and Ecojustice,” in this March 2014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就如《开普敦承诺》所指出的，这些事实应当深入到任何一个21世纪全球事工策略的核心之中。本文为有效回应这个挑战提供了四个根基性的要素。
1. 认识城市增长的意义
检验城市增长的证据以及其对于基督徒事工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乍看上去，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根据“全球联结”（Global Connections）（一个英国的普世宣教的网络平台）的一个近期策略回顾，在以英国为总部的全球福音机构中，农村事工模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6：
- 西方的宣教机构网站透过清晰的信息和图片传递福音的异象，邀请人们加入他们的事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福音工作。
-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城市人口却在2008年左右跨越了一个里程碑，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编者注: 请参照 Mac Pier的文章：《全球城市影响力：个人的反思》 “Global City Influence: A Personal Reflection”, in the June 2013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联合国预期城市人口在2050年前达到世界总人口的70%7。而目前世界城市人口每天平均增加约200,000人，其中的91%是在南半球8。当初，伦敦用了130年从1百万人增加到8百万人，而达卡（孟加拉首都）用了37年，首尔才用了25年9。
就如《开普敦承诺》所指出的，城市是四个至关重要的人群最有可能被接触的地方—年轻人，迁移到城市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塑造文化的精英”，以及穷人中的穷人。面对当今世界城市化的趋势，宣教群体需要看到由此带来的极大的福音需要，并且发展出相应的策略来回应。
2. 避免仅仅聚焦在全球化的大都市
全球化的大都市在这个星球上是相交众多，引人注目的热点。如Janice Robinson在《平凡的城市》（Ordinary Cities）10所指出的，西方开展城市发展的一个特征，是强调城市的等级制度。
- 全球化的大都市位于顶端（特别是像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这样的城市）- 它们是贯穿全球经济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关键枢纽。
- 在顶级序列下来的某些地方，排列着位于南半球，数字在不断增加的超大城市（拥有超过一千万居民的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拉各斯，卡拉奇，墨西哥城，达卡和孟买，这里充斥着经济机遇和大量的社会，环境和属灵挑战。
- 即使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一些国家的首都，比如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和亚美尼亚的耶烈万，都占据了国内经济的75%左右。
如果宣教的焦点只是简单的从农村转到这些城市，那么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就会被忽略：超过53%的世界城市人口，是居住在少于500,000居民的较小的城市中的。11
3. 寻求理解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我们需要在开始行动之前先了解情况。就如David Smith已经指出的：“不幸的是，基督徒对于城市挑战的思考通常太快的跳到城市中的福音事工，这样缺少了对于城市处境性质的研究和了解”12。
我们需要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解城市变化以及它对于福音事工的意义。如“全球联结”（Global Connections）所指出的，针对乡村的福音模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地区中似乎更易于开展事工以及建立社区。
然而，正是复杂性和多样性构成了城市的迷人之处。要真正的理解城市的境况，你就不能只停留在首都城市。因为都市的国际联系和城市规模，南半球的首都却是倾向复制甚至是夸大西方都市的许多特征，虽好却太具相似性。
然而，要正确理解一个国家的性情和属灵脉搏，最好的方式是去二线城市，寻求理解城市是如何被他们的教育机构，社会和文化发展随着时间进程而塑造的。
中等城市和小型城市部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形式和功能不单一。实际上，它们不同的历史可能引导它们在国家城市系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于英国城市的研究，基于它们的显著特征和历史进程，中等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类型13。然而这种方法也有缺陷：城市通常有两种或者更多的特征，这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简单化。
然而，这个研究描绘出了在英国城市系统中的地区-特点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历史所塑造的。
已经辨认出的类型有：
- 枢纽城市—为国际经济和贸易提供商品以及/或者人的联系(例如港口或者机场的所在地，如格里姆斯比或赫尔)。
- 工业城市—在历史上，由一个或者更多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工业区域所发展起来的城市，这是由于地理优势或者靠近原料产地的结果（比如布莱克本，伯恩利和斯托克）。
- 文化遗产/旅游城市—由于地理优势或历史，文化和建筑遗产，吸引着全国以及全球的游客（比如巴思，黑潭以及沃辛）。
- 地区性的服务城市—在历史上通过提供雇佣机会和零售业以及其它服务来拓展(例如切斯特，格洛斯特和诺威奇)。
- 大学学术城市—拥有一所在科学技术领域领先的大学，并且有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的创新以及大群衍生公司的成长。（比如：牛津和剑桥）
- 位于首都或者大城市地区的城市—在历史中受益于与首都或者大城市地区的交通联系，通过专业从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赋予大城市在国家或者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比如奥尔德肖特和雷丁）。
大学学术城市以及位于首都城市区域的城市，在经济上最为强大，拥有具备更高生产力的公司和更熟练的人力资源。通道城市和工业城市倾向于完全相反。而其它类型则处于两者之间。各种社会和文化类型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挑战和可能性。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西欧的背景下最为有效。因为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城市的功能和发展的长期和多样演进，由此那里的城市系统也变得具有在特征上的异质性14。超出西欧的范围，这幅图景就可能看上去些许不同。比如在东欧，有两种类型可能占据着优势－这反映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地区服务城市和工业城市。
在南半球，城市的模式又会不同。然而，就如Janice Robinson所指出的，在我们要去深入理解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如何塑造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特征的过程中，我们最好将所有的城市一视同仁15。我们这么做，就可能避免西方主导的将城市贴上等级标签的方式，这种等级将全球化城市和首都放在首要的位置，却牺牲了其它城市。
4. 宣教机构和教会回应
现在我们能够开始进行回应。对于宣教机构，需要先了解情况，然后来进行教育和沟通，让人们看到全球日益增长的城市，再来回应当代福音的需要，从而进行事工调整。
这之后则需要对最佳实践中获取的教训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应策略。而首要的是，现在就是在宣教推广和动员中，消除对城市视而不见的常见观念。
教会有一个策略性的职分，需要脚踏实地的履行。教会正在开始认识到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发展网络的机会，利用连接性，紧密性，和在城市之间与城市之中的有机关系的自然特点。它们在更大的城市之间具有最有力的操作性，比如开路先锋般的救赎主教会的城市到城市网络（Redeemer City to City network）16。
在教会致力于城市福音事工的各种角色中，可能有一种有用的区分。它们从网络延伸到利用自然流动和空间的当地教会，而这两者为城市赋予了特征（见下面的表格）。
- 一些教会，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大教会，通过它们在城市各处甚至超出城市范围的成员，来作为一个整体运行。我们可以将这些称之为“网络平台”教会，因为它们在当地，在城市以及在国家之间的福音事工中都有着网络平台。就以上所讨论过的城市类型，这些教会更常见于大学学术城市，大城市地区城市，区域服务城市和首都。
- 其它的教会则是更加的当地化，它们来自于并且服侍它们所在的当地社区，邻舍，有些时候位于城市中更加贫穷更加隔离的地区。它们存在于所有的城市中。
如果将一个城市中的各种教会的类型和角色制成图谱，并且教会对于各自的角色如何在城市各处相互支持有更深入认识，那么就可能实施一个针对城市福音事工的更加具有策略性的模式。
结论
《开普敦承诺》催促我们要“在我们的时代中，查验上帝在城市化风起云涌中的作为”，并且“通过对城市事工迫切的策略性关注，来回应这个事实”17。这篇文章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来回答这个呼召，这是一种有效的回应，让城市被放置在宣教事工的核心。
Paul是一个针对城市，地区和当地经济问题的独立顾问，在索尔福德曼彻斯特大学作为访问政策研究员，并且是伦敦中心的合伙人，同时在伦敦大学学院兼修哲学博士学位。他为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研究和政策相关的工作，并且是位于英格兰南部的St Mary’s Reigate教会的海外福音事工团队的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