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宣称全世界有9亿信徒,是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宗教。其中绝大部分--即超过8亿2千7百万的信徒——生活在印度。[1]这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对于基督福音的使者而言,与他们中的个人,群体和社区分享福音是非常有必要的。如同Boyd[2]所说,在印度传福音任重道远。
传扬福音
当我们将福音传给一个人时,接受还是拒绝是他的决定。然而,作为福音的使者,在我们的印度同胞有机会对福音进行诚实的审视和决定之前,使用什么方式来整全的传扬福音,以至福音的信息不丢失,不被窃取以及不被破坏地呈现给他们,则是我们的责任。
相传福音最初传到印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使徒多马,他将福音带到印度的南海岸。从此,福音带给许多印度人希望和安慰。然而,大多数的印度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个时代将福音传给他们?
不同时期的福音工作
新教基督徒在印度的福音工作大致包含三个浪潮。[3]
外国跨文化宣教运动(1706~1946):殖民时期的宣教运动设立了很多宣教基地,教育和医疗机构,以及教会。他们为妇女和儿童带来西方教育和解放,给排斥在等级制度之外的人带来尊严。印度独立之后,很多机构转交给印度领袖,此后国外的参与大幅减少。
印度跨文化宣教运动(1947~1990):开始于60年代后期的南印度以及其它一些地区,重点在于将福音带到北部和中部地区未得之民当中。当这些宣教士将福音带给原住民,贱民(达利特人)以及一些边缘群体时,他们接受了福音,得着了力量和自由。当这个运动建立了小型的敬拜群体时,随之带来了另一个转变。
本土运动:从1990年代开始发展。全球化,印度教的兴起,以及印度中本地教会的成长推动了第三波浪潮的兴起。
被盗,丢失,被破坏的福音
透过教育,医疗以及敬拜基督群体的发展,福音为边缘群体的利益和整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很多方面,福音的传播者往往难以使福音处境化到文化中,从而难以让这些边缘群体有机会确实地来审查福音,使其能植根于本土文化中并结出果子。
因此,今天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印度的群体时,我们无法使福音与西方文化的外包装分开。所以人们常常拒绝我们所传给他们的:因为福音信息要么是因为在外国异文化包装下被丢失或受损,要么是因为我们将那一层外包装纸,替换了真实的福音信息。
很不幸,我们都很习惯了西方文化的符号和仪式。我们如同抓住圣经诫命一般抓紧这些,却对信仰的印度文化表达缺乏耐心。比如:
我们的婚礼仪式,服装,节期以及敬拜既不是依据圣经的也不是本土的,而只是从其它文化转变过来。这样的结果是阻止了我们的印度朋友来品尝和接触福音。
要求印度女性放弃穿“bindis”,[4] 而那些是印度已婚女性的象征。或是一旦素食者加入敬拜团体,我们就鼓励他们吃肉,这造成了很大的分裂。
家庭与信仰
印度是一个强调紧密的家庭和家族关系的民族。当一个年轻人对福音表示兴趣甚至要接受时,他并不会与他的家庭和社区断绝联系。然而,这个年轻人通常会被告知他的家庭和社群是罪恶的,应当回避他们,他必须在家庭和信仰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因此,他们的生活往往是因为文化而不是基督的缘故而饱受折磨。
一个年轻人被告知除了基督以外,他不能向其它任何人跪拜;因此他必须放弃他的文化,因为在他的文化中要向家庭和团体中的年长者跪拜以示尊敬(相同于握手或称呼某人“先生”)。其它人看见他成为基督徒后的不敬和反叛就排斥他。然而,最坏的事情是,整个群体接着把福音看成是坏消息,因为福音让他们的年轻人成为不敬老的人,从而拒绝福音——而这个敬老的文化实践与圣经中孝敬父母的原则是一致的!
害怕被赶出家庭是印度背景的人们跟随耶稣的一个障碍。强调文化的对话而不是真理和属灵内在的改变,这种强调已经损害了福音。笔者并不是否认基督的追随者在家庭和信仰中间作选择而将面临迫害时的真实挣扎。然而,我们对宗教融合的恐惧和害怕对圣经标准作出让步的恐惧使我们成为了懦夫。所以我们不是勇敢地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让福音来更新他们的文化,相反,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让我们觉得安全和舒服的,“提前准备好的”教会。
活出来!
清晰的教导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将这样伟大的教义和经文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若我们的生命行不出我们所教导的,我们就将我们的听众与我们所教导的隔离开来。
我们基督徒有时会抱团成一个群体,这明显与耶稣的教导相违背——耶稣教导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和盐。无论是由于自义导致的自我边缘化,还是由于印度教把基督徒看成外来者,基督徒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社会等级。
我们无法期待一个有着对神的深厚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哲学和神学土壤的古代文明,否认和丢弃其身份,文化,价值,然后接纳我们用另一种文化包装的福音。我们需要勇敢的打开这个包裹,好像脆弱的将福音呈现出来,让其他群体来去审视,改变,接受或拒绝。当我们带着祷告向他们传扬这份恩典时,我们就会确信这福音会用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来审视和改变他们,更新他们的文化,以及整个群体。
带着和平来传扬福音
我参加过一个老姐妹的葬礼,她以朋友之情对待印度妇女,并深深影响了她们的生命,其中有些人已经跟随耶稣,而更多的人正在认识耶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从这位姐妹身上学到的功课应用到我们的宣教学和神学上。
我们需要对过去进行批判性的学习,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并寻求神。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成见,重新学习让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来跟随耶稣。如果我们印度的基督徒不存虚伪,用真诚的爱来生活,我们的群体将会看到,知道并会去探索福音。无条件的接纳,真诚的关心和不论断人的态度的深层关系,将带人们更近距离地来观察福音。
与印度教徒进行爱的对话
将福音在文化中进行处境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我们害怕把其它文化或宗教融入到福音信息中,而另一方面福音又需要处境化,这是宣教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是一条对话的路,我们要与我们的印度同胞进行对话:首先我们要愿意倾听,去学习,谦卑自己,为他们摆上时间;并且在他们面前活出我们的生命。
对话并不会妨碍基督信仰的宣告和必要性。[5]
对话是教会在本地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不要把对话看成独立的行为。[6]
对话并不能代替我们所宣讲的福音,却是最有效的宣讲方式。[7]
参与对话和宣教是一个冒险,当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更完全的理解时,我们就可以期待惊喜。[8] 对话包含谦卑——勇于谦卑或是谦卑的勇气,它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人们接受基督的同时,也可以传承他们的文化遗产。[9]
这不是对基督独一性和主权性的妥协。如果我们开始用谦卑的勇气,我们可以期待圣灵在这对话过程中作工带来转变,而这是上帝的工作。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5-7节所说,主给每人不同的职分,而只有上帝叫它生长。
这不是用策略和手段把人们吸引到基督教中。[10] 这是用一种开放和温和的方式去倾听和学习。不论断,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存敏感的心,让别人看到谁是我们的神,祂做了什么以及祂正在做什么。
应用和回应
基督教信仰若不被处境化到本土文化中,它将不会存在。早期教会是在当时跨文化的社会环境中产生,重点是在本地教会而不是普世教会。这一切在君士坦丁时期发生了变化,宣教变成将“较优”的文化传给“较次”的文化的一个运动。从而给宣教带来了这样的预设:当基督教传入另一个文化时,该文化就会崩溃瓦解。[11]
然而,为了明白福音,人们必须听到福音被用自己的语言传讲(使2:8)。[12] 神的话语是通过人的管道传输出去的。只将牧师的服饰,教会建筑或是音乐本土化是远远不够的,福音必须接纳和更新本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13]
一个例子就是印度的Thomas Thangaraj,他使用印度教中古鲁(指精神导师)的概念作为基督论的模型。[14] 这种因地制宜的文化模式非常有用。然而它不适应于所有印度教,亦不是一个绝对的模型。
福音的美妙之处在于:对应每一种情况,它可以用崭新的方式来呈现,而前提是我们要让圣灵动工。在亚洲,圣灵是福音宣告中最主要的因素。强调圣灵的做工给因地制宜的福音工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圣灵的同在确保了对话可以在真理,诚实,谦卑和尊重中展开。[15] 这对我们的挑战是:要对圣灵敏感,并且要意识到,“福音会使用每一个文化成为有效的工具来启示上帝,没有一种文化是更加神圣或高级的”。[16]
印度世界观中很独特的一点是:大多数人都深深的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试图与祂相连接,认识祂,讨祂喜悦并且从祂得帮助。作为上帝的跟随者,尽管在向印度的宣教中我们屡屡犯错,上帝还是信实地来到印度。只要我们把主权交给祂,变得柔软,走出我们的舒适地带,让祂纠正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保持谦卑,我们会看到,上帝就像是一位优秀的织布者,祂可以织出伟大的图案。
Endnotes
- http://censusindia.gov.in/Census_And_You/religion.aspx. In the census of 2001, out of a 1.03 billion population, a little over 827 million (80.5%) declared themselves followers of Hinduism.
- R H S Boyd, Khristadvaita: A Theology for India (Madras: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77).
- P Vedhamanickam, ‘Living Water in Indian Cups: A Call for Cultural Relevance in Contemporary Indian Missions’, The Asbury Journal 66, no 2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place.asburyseminary.edu/asburyjournal/vol66/iss2/5.
- A vermillion or sticker mark in the centre of the forehead, usually round in shape, worn by a Hindu woman as evidence of her being married or being under the authority of her father. Today it is a cultural symbol with cosmetic value also.
- S B Bevans and R P Schroder, Constants in Context: A Theology of Mission for Today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4), 348.
- P C Phan, In Our Own Tongues: Perspectives from Asia on Mission and Inculturat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3), 17.
- Ibid.
- J D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s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1), 488-489.
- E N Thomas, ‘Radical Mission in a Post-9/11 World: Creative Dissonance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9, no 1 (2005): 4. He cites the example of a large number of Hindus who are devout followers of Christ but remain culturally Hindu.
- S B Bevans and S P Schroeder, ‘Missiology After Bosch: Reverencing a Classic by Moving Beyond’,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9, no 2 (2005): 69-72.
-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448.
- A J Kirk, What is Mission? The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Ltd, 1999), 75.
- Thomas, ‘Radical Mission’, 3.
- Ibid.
- Phan, In Our Own Tongues, 28.
- Samuel Escobar, The New Global Mission: The Gospel from Everyone to Everywher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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